老友何为寄赠一册《老屋梦回》，一看便知是本忆念旧时岁月的书，其中有篇谈到《文艺沙龙和咖啡馆》的文章，读后掩卷，当年情景油然记起，因为你也是个于咖啡馆结不解缘的人。

我一向喜欢读外国文人的回忆文章：海明威的巴黎瑞兹咖啡馆，爱伦堡与巴黎洛东达酒吧，以及纽约文人群集的阿尔龚耿饭店就是他们发迹的地方，我羡慕这种波希米人的浪漫生活，这些也都是我做文艺学徒的憧憬之处。

1936年我大学毕业，凭考试在上海谋得了一个啖饭的职业。我在上海孑然一身，只得找到一处亭子间住下。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亭子间过清苦的生活，我住了亭子间，工作之余，便读书写文，梦想有一日能够进入缪斯的殿堂。虽然寄出去的稿件，都进了编辑的字纸篓，杳无音信，但自我感觉还很好，因为住了亭子间似乎与文艺事业，又跨近了一步。彼时混迹十里洋场的文人，不论有否成就，大都与亭子间、咖啡馆和街头闲步三者结合在一起。

我这个沉浸于做作家白日梦的人，住亭子间与漫步长街是做到了，但却不敢一临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林立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幽黯灯光和柔和音乐显得神秘与诱惑，可是进进出出不是白皮肤的男女就是间有黄皮肤的高等华人，我这个措大，只能自惭形秽，怎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心里总十分不甘。外国人不论，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只因为他们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自由进出，而囊中羞涩的我，却只能望而却步呢。真太不公道了。因之，心中一腔怨艾，总盼有一天能出这口鸟气！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战场，只有住在租界的人可以隔岸观火，但是心里总不是滋味。中国军队撤退时，闸北大火，几天几夜的火光与浓烟，滚滚不散。我含着泪在高楼上张望，那时情景至今不能忘记。我想离开上海，不愿在租界里醉生梦死，却好我工作的保险公司要去香港设立办事处，派我去筹备，我便搭船南行。

香港人有坐茶楼的习惯，无论是商场买卖或文坛求稿，都是在茶楼里成交的，老派的在茶楼里，洋派的则以坐咖啡馆作替代。上海去的一批文化人大都进出于中华阁仔和聪明人具乐部，两者都是饮茶和喝咖啡的地方。那时一元法币可以换两块港元，特价又便宜，大家都可应付。刚好诗人徐迟把在一家晚报做电视翻译的工作让给了我，我每天下午工作完毕，就坐在中华阁仔和文艺界朋友闲磕牙，但也觉得我是在受文化的熏陶。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我都是在这里认识的，有的成了我终身的挚友。我们也没有在咖啡馆里白坐，多少支持抗战的工作，都从这些地方商谈出来。英港当局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禁止中国人进行抗日活动，又要对付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于中国人如果家里客多了，便要受到“政治处”的注意，但是在咖啡馆里，我们说着上海话，他们听不懂，而且认为是在公共场所，他们也就不那么注意了。

那时我刚入世不久，对什么事都有新鲜感，因此只要有人要我去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都全身心投入，逐渐也为朋辈所认可了。共产党的代表廖承志公开住在香港，他每天下午必在皇后大道一家咖啡馆（大概名ABC）会见朋友，这处便成了他公开而又秘密的办公室。香港文协的工作，几次筹款的义演，几次纪念会都是在这里商谈的。我那时不知高低深浅，居然为鲁迅纪念会导演了哑剧，原来的剧本是女作家萧红写的，但场面太大，无法演出，就由丁聪和我另写。世人只知丁聪是漫画高手，其实他写文章也是高手。那幅舞台上当背景用的鲁迅画像，则是漫画家张光宇、正宇、郁风等人的集体创作。只要交代我做什么，我决不打折扣，因此赢得了“跑龙套”的美名。一个人要做跑龙套也是不容易的，乔冠华征求我入党意见时，我便迟疑了，因为我害怕铁的纪律，从此我做了一辈子自由主义者，此是后话。

1941年初我到了重庆，即使是战时，在危墙败屋中间，也会出现咖啡馆，而且经常夜夜客满，最有名的一家叫心心。这里尽管有纸迷金醉、花天酒地的人出入，但这里也产生了严肃的工作。中国最初的歌剧《秋子》，便是由诗人李嘉冒着酷暑，在这里写成的；而花腔女高音张权和男高音莫桂新的美妙歌喉，便夹杂在日帝的轰炸声里响彻云霄。不过令人难忘的是中华剧艺社前进穿堂的那个老式茶馆。这是重庆常见的平民出入的地方，一碗沱茶可以消磨半天，这时浓浓的茶色早已变为白开水了，但玄师不会来赶客人起身。墙上张着莫谈国事的拓贴，茶桌上却还有人在叫骂抗日前线的节节败退和贪污大案。枪毙宋蔼龄的干儿子林世良，就在茶馆里成为最吸引人的谈资。这里的座上客除了市民之外，还有电影戏剧界里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艺术家，经常在那里出现的有陈白尘、应云卫、陈鲤庭、贺孟斧、秦怡、熊晖、赵慧琛、舒绣文、蓝马、江村等，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忍饥挨饿在舞台上做着宣传抗战、暴露世相和抨击反动派的工作。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为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作斗争。我常常回忆到这些同仇敌忾的友人和那些喧嚣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被我当做第二故乡的上海，这时已经可以昂首阔步进出过去进不去的咖啡馆了。夏衍老人住在静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里，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馆。我当时在办一张《世界晨报》，有事请教，就都在这家店里；我把这里称作夏老的会客室。这家咖啡馆有个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柜台上现煮现卖的，煮时清香满室、一缕蓝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里格外夺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时夏衍老人就在卡位里写他脍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动派头痛万分。

何为在他文中提到的赛维纳咖啡馆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回力球场对门，抗战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宝气的洋女人，中国人是不去的。抗战后成了中国剧人进出的地方。进得店门是南北两行靠壁的大车座，经常在北首坐着重庆归来的游子，南首坐着上海的剧人，似乎这里存在泾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

我一直是个戏迷，初到香港，就以为报纸写影评而跻身文坛，一辈子也写过两个电影脚本。其中第一个是根据我给《星岛日报》刘邦琛编娱乐版写的中篇小说《紫瑛》，司徒慧敏看中了这个故事要我改编的。1941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光，数易其稿写成，但在重庆寄出后第三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入侵香港，这电影脚本就此不知所终。另外一个《金砖记》，是抗战回上海后写的。故事是上海某家银行的实事，当然我也加进了上海滩的形形色色，写一个银行职员因沉湎于投机买卖证券，生活堕落而偷盗银行金砖的故事。这个戏已经由金山经营的清华影片公司预备开拍了，但是1948年淮海战役的大鏖战，上海时局紧张，投资人抽回资金，不得不停止摄制。我当时自叹命运多蹇，一个电影，正如十月怀胎，看着要分娩了，结果却是个死胎，为父母者岂有不痛心的？如今看来，这却是我的造化，如果那时拍成电影，这将令我迎来噩运，也许1957年侥幸过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会成为文艺黑线中的喽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电影拍成固然风光，可算起账来，也就吃不消了；我不得不佩服老聃的哲言。

1938年我离开上海时，还有租界，南京路外滩一些大厦里，如堂皇豪华的汇中饭店和沙逊大厦以及福州路都城大厦楼上的咖啡座等，原来中国人是进不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代我们收回了租界，这些场所也为中国人开门了。我以一种愉快的心情出现在那里，但是心里也有嘀咕，如果是我们自己收回的，那又多么自豪！

当时，《世界晨报》的地址相离不远，我经常与朋辈到这些地方去喝咖啡，谈时局，交换一些报上“开天窗”的消息和原来文字，那是为反动派报刊检查机关所不许刊载的，也谈谈海内外文坛。我们常聚在一起的有董鼎山、乐山兄弟，已成作家的何为、李君维、吴承惠诸人，都是《世界晨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人，惨绿年华，风发意气，想不到如今都已翻然老矣，但也各有所成了。

解放后，我举家北迁，案头烦冗，便与咖啡馆久违了。记得初到时，东安市场有家起士林，偶然去了一两次，店里的气氛与当时的社会潮流，显然极不协调，坐在那儿，很不舒服，已找不出半点儿波希米人的浪漫情调了。50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知识分子惶惶然过日子，今日不知明日事，咖啡馆也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就不敢去再临了。80年代初，我曾去上海参加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晚上无事，曾与梅绍武等去访问静安路上的咖啡馆。还是那家DD’S，上得楼来，满座青年男女，高声欢笑，嘈杂不堪，而且在一片朝气中忽然掺杂了几个华发老人，显得格外触目。我们也局促不安，匆匆喝完冷饮，便悻悻然离去，不敢稽留。我们的时代与座位，早已为青年人所占有，惟有退出历史舞台，安安分分地做槛外人了。

来源：《上午咖啡下午茶》 作者：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