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在《存有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一书中曾经描述了一位咖啡厅侍者的故事，他观察到侍者反射性地熟练工作，好似演员扮演着这个角色一般。但差别在于，侍者自己深信他就是“咖啡厅侍者”，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个工作完完全全定义了他的存在，好像他注定是也只能是咖啡厅侍者。

我在法国索邦大学教授《费德罗篇》，有位同学在期末报告时提到了沙特的这个“咖啡厅侍者”故事，同学认为这位侍者因为没有“升华”他的爱，因此停留在不理性的热情与欲望上。我留下如此评语：咖啡厅的侍者不是停留在不理性的热情与欲望上，才以为自己只能是咖啡厅侍者，他像机器般将自己框限在一个角色内，正因为他的生命缺乏非理性的热情、爱与欲望。

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哲学给人的刻板印象就是理性，这里为什么反而批评那些缺乏非理性之爱的人？

这正是为什么“爱”在哲学思想中一直有着非常特殊且独特的地位，因为爱，理性才可能自我超越；因为爱，人才得以自我突破。“欲望”、“爱”、“意志”其实都在解释为什么一个主体能够追求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换句话说，实现自我的能力也许在于理性，然而，任何突破、超越自我的动力在于爱所激起的强烈渴望。而追求的目标愈为立即、具体，追求所需要的动力与突破就愈低。因此，所有生命都有欲望，渴了欲饮，饿了求食，无聊了欲求消遣时间，追求的目标都是立即且具体的消费，在需求下被动地追求欲望的对象。“爱”作为狂热失控的吸引力，在柏拉图眼里，正是这股近乎疯狂的渴求，提供灵魂充足的动力，让灵魂能无视理性所建筑起的、在习惯中巩固且强化的规则，再怎么艰难与挫折，都要不顾一切地向目标奔去。

缺乏了爱的热情，就如同生命缺少了积极的动力，被需求与习惯催促着前进。现代社会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爱情”与“热情”区隔开，且自然而然地认为两者无关。爱情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热情也许只是一个目标、一个念头。柏拉图的《费德罗篇》正是希望展现爱情与热情互为连理的部分，爱情所牵挂的对象，宛如一面镜子让我们透过其看到自己热情想追求的目标。因此，钟情于表象之美者，迷恋容貌姣好之人；热衷于一枝独秀者，为鹤立鸡群者痴迷；热忱系于探索，就为探索者吸引。尽管这些描述简化了真实状况，多数时候大家对自己心之所向，都只有些十分模糊且复杂的念头，且极为容易受到他人、社会的言论左右。爱，也许就如同所有热情，是一股不理性的动力，但爱所追求的对象，却是个能够用知性选择的结果。

爱，为何纵欲？为何勇敢？

自古以来，哲学家对爱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同样狂热袭卷而来，有时候爱幻化成纵欲、耽溺享乐，有时却使人勇敢放手一搏，突破原本束缚自己的界线。《费德罗篇》中的苏格拉底，便着急地寻求一种方法，来理解爱所散发出两种极端且相互矛盾的现象。不同于《对话录》中也许代表着社会中多数人想法的吕西亚斯 (link is external)言论，认为爱只会让人盲目、让人不顾一切成为对方的奴隶，苏格拉底强调，这种不顾一切，这种狂热与冲动，同时也是人类最美好创造力的源头。然而，光是认知到爱的两种面向还不够，热爱求知者还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同样是爱，某些展露出天使的脸庞，某些却让人宛如堕入地狱？

苏格拉底给了这样一种说法：追求的对象若镜花水月，就算热情如火终究会物换星移；所求之爱若稳如泰山，那么情谊才会绵绵无绝期。这样的说法，看似要人慎选追求对象，实则是追求者将爱慕的对象当作什么来爱，决定了追求对象的性质；更进一步来说，苏格拉底想表达的是：将自己理解成什么模样，就会将吸引自己的源头视为符合自己模样来追求。举例来说，喜爱同一个人，有人只爱他的胴体之美，有人爱其性格，有人爱其作为，有人爱其社会地位，尽管指涉的是同一个人，追求的对象却都不同，而这些差异却反映了追求者本身自我追求所着重之处。

换句话说，受社会地位高者吸引，正反映了自己希望成为社会地位高的人，人爱自己的影像，决定了我们将爱的另一方视为什么模样。然而，一、两个特征永远不可能定义一个人，社会地位高的人，除了社会地位高，他的人生有其追求的目标、有其价值观、有其优缺点、有其擅与不擅长。如果我们爱的，只是这个人身上的某一种特点，例如社会地位、穿衣风格，那么也许我们爱的就只是其社会地位与穿衣风格，并不是爱这个人。因为在这个人身上，社会地位可能会时过境迁、穿衣风格也许会跟不上时尚的速度，那么追求者也许这一刻还爱着其社会地位与穿衣风格，下一秒那个展现他爱的社会地位与穿衣风格的人就成了其他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像，爱那些暂时符合这个影像的人，消费过后这影像可能就没这么新鲜动人，见异思迁也只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也许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爱恋关系并不稳定，换了许多不同的人，但爱的对象，这个影像，却一直很固定，只是承载这个影像的人一直换罢了。

认识自己

把一个人当人来爱，而不是当作一具美好的皮囊、胴体、荷包等等来爱，本身就是一件很哲学的事，因为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到底如何定义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特点与特质：高矮胖瘦、严肃诙谐，到底哪些能够代表这个特殊独立的个体呢？反过来问，那么我又该如何定义我自己，“我”又是谁呢？“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为哲学留下的一个永恒的课题，但是，要如何认识自己？

苏格拉底在《费德罗篇》中谈论灵魂，想探讨的就是灵魂自我认识与灵魂追求自我实现之间的关联：如果身体给了我们第一层限制，那么习惯就制约了我们部分的思想与行动方式，习惯的堆积形塑了我们的过去，追求的目标投射出自我的将来，每个当下就在欲望、习惯与想要成为的自己之间拉扯。生命就在过去所沉淀下来的我与未来投射出的自己，两股势力的拉扯之间划下了有规律可循的轨迹，这个规律提供了认识自我的基础，但此基础却永远不会反过来限制自我的发展或穷尽对自我的认识。柏拉图和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相信，人类之所以独特，在于其无法像定义物品一样被定义，无法穷尽出所有特质，人类永远具备开创新的可能的潜力，能够抵抗钳制，就算只是概念上的钳制。

由此可见，认识一个人的关键在于他想成为什么、他如何在行动中实现，在自己想成为的投射影像中反映出一个人独特的价值排序，而在行动实现的方式中反映出一个人自我想像与实际之间的距离多远，对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什么程度。那么爱一个人，将人当做人来爱，那么爱的就是他眼中的自己，换句话说，爱他投射出反映着某种价值排序与行动模式的自我。然而，尽管爱的是这个独特的个体，爱他却是因为自己同样追求着相似的价值排序，透过对方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他想成为的模样，更是自己人生追求的部分倒影。

追求所爱，追根究柢是追求自己人生中向往成为的自己、自我认同所蕴涵的信念，而所爱之人，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人生真正重视却不一定有意识的事物。这样听来，柏拉图式爱情说到底还是爱自己、爱精神所追求的理念，但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所爱之对象的这面镜子与欲望在爱情当中不可缺少，因为是这个人、这个活动或这个事物对我们展现出自己生命所求，我们欲求对方，因为对方唤醒且不断激发我们对自己生命所求的热爱。

柏拉图谈爱的目的并不是在爱的对象与方式中区分优胜劣败，好像追求肉体之美就不如精神之美。这一系列的讨论中想确立的概念十分简单：当我们追求的是个影像，而不是这个人，那么爱所巩固起的关系就是跟这个影像的关系，而非与这个人的关系，和影像的关系也许稳定（总是偏爱相貌姣好的人），谁符合这个影像却十分无常（看到更漂亮的、审美观改变，或对方年老色衰），因此跟这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随之减弱。若我们追求的是对方投射出的自己，而对方所追求的也是自己投射出的他，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在所好相似、志同道合中成为人生的伴侣。爱什么对象，是人生的选择，哲学的角色在于把每个选择所引申出的来龙去脉、必然或可能的结果分析清楚，让人在抉择时更清楚自己所想要的人生为何。

爱与生命

爱，因此不只是与人之间的爱情，更是找到自己生命的热忱，差异只在于在两人的爱情关系中，这股热忱由两人的共同追求相互鼓舞，反过来说，其实是共享的热忱巩固了两人的爱情关系，两人因此不但是爱人，更是伙伴。这么说来，哲学谈爱，与其说是为了追寻真理，更应该说是为了理解生命开展的模样。

爱若是动力，爱的对象便是我们所选择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实际上费尽心力所追求的东西，就称得上是我们的人生所爱。每个人的目标都会因为客观条件、各种诱惑，而在实现的过程中有所偏离，如果理智无法抵挡其他诱惑，那么代表对自己目标的爱也许不如我们所想的热烈，甚至，实际上就是因为抵挡不过对诱惑的想望，因此开展出的人生就在对理想的想望与对自我行动的失望之间拉扯。

正因为爱是动力，柏拉图才将自己的行动理论与伦理学都建筑在爱与追求对象所交织出的无限种可能上，因为没有动力，而只有行动的理由，那么人类的行动应该跟物理学一样完全遵照法则、毫无例外。因为爱当中的狂热与不理性，因此有了例外，有了不可预期，有了翻转创新的可能。因此，热爱文字的人，若在行动中体现了他的热爱，那么他就实现了我们称为作家的那种生命，热爱知识者，若在行动中体现了对知识的热爱与追寻，那么他就实现了爱智者的生命形态。

这份生命之爱说来简单，柏拉图却再再于《费德罗篇》中强调灵魂将视线锁定在理念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肉体的影响下自然而然有需求、受各种享乐诱惑、偏好安逸舒适而厌恶劳碌受苦，思想也因为倚赖只能撷取表象的感官，而常常将表象当成实在。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在自然、不特别努力与刻意的状态下，会自然而然地将感官撷取到的影像当作实在，活在差不多就好、似是而非的状态中。因此每一个坚持、不向其他诱惑让步，都是灵魂内在一场奋斗的胜利，也是灵魂对活在表象实在不分、被动被感官牵制生活的抵抗，每一个实现正念的义行都因此难能可贵。在这场意志与诱惑的争斗中，明智能让我们更有能力分辨虚实、看清追求对象本质为何，但明智却无法给我们不畏艰难的动力，只有对目标的热爱能让行动者有足够的动力超越困难，承受难熬的训练与过程，任何道德律令、理性说服都无法激发此自发的动力。

爱智慧

现代社会已经是个生活中充满理性计算和评估的社会，买什么先问划不划算、做什么先问有没有用，每一个行动都是评估衡量后的选择，不顾一切的爱，不管指的是追求理想的热忱或者追求对象的渴望，在这个社会都少见了。人们害怕爱，因为害怕理性无法理解与预期的行为，因此就算有些想望、有些渴望与梦想，仍然遵照前人走过的轨迹安全向前走，或找些较为安稳的选项或有限的替代物来满足自己，最终仍然难以踏出自己的安全网、舒适圈。

苏格拉底也许难以想像，哲学到了现代社会，最常遇到的问题居然是：哲学有什么用？哲学并非无用，但这门活动的意义却不在于服膺哪一种特定的用途，更不被框限在哪个特定的需求之下。《费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了哲学为什么叫爱智慧（philo-sophia），而这个名字刚好让哲学这门活动站到了用途的相反位置。然而，哲学并非无用，只是它不是一门因为其用途而进行的活动，人们做哲学，因为好奇，因为想追根究柢，因为想不断探寻、弄清楚我们所认知的自己、他人、世界，这些思维活动旨在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突破惯性思维所谓生活、存在、知识设下的教条性限制与边界，不断挑战思想的极限，创造新的认识空间。思考，并不会让生活大富大贵，却可能让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在时代的习俗、习惯、社会条件、他人偏好或甚至他人的舌粲莲花之下随波逐流。

《费德罗篇》这部对话录是少数注重教学方式，一步一步在对话中探讨要如何检视社会中流行的论调的可信程度，如何随着这些流传的言论找回背后真正重要的问题，如何用推论的方法来呈现自己的思想，一直到如何思辩问题、厘清想法，最后组织出自己的思想，且清楚有结构地表达。在一个极为不理性的主题上（爱），柏拉图透过苏格拉底与费德罗的对话来展现如何思辩、分析而不被混淆视听，在理智的引导下，放手去爱、去追寻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

来源：《论美论爱》／商周 作者：孙有蓉／法国索邦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