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春天一样明媚的秋日上午，我坐上地铁，去柏林格立策公园边上的一个咖啡馆去跟十来个陌生人谈论死亡。

这实际是个小沙龙，或者说是个兴趣小组活动，有人义务组织，对所有人开放。参与者各自买自己的咖啡和甜点，然后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谈论跟死亡相关的话题，没有任何预设议题，也不期望达成任何结论。

这个叫做“死亡咖啡”(Death Café)的活动2011年开始于伦敦，随后扩散到世界很多地方。柏林“死亡咖啡”的组织者黄子逸生在上海，童年时代就移居德国，大学毕业后，她又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在北京期间，她也组织了那里的死亡咖啡活动，并给它取了个本土化的名字，叫“死亡茶社”。

我坐下，看了看阳光下盘旋在咖啡杯上的蜜蜂，对大家说：“这样的天气会让人不想死吧。”没想到立刻有两个人笑着说：“在这样的日子里死去才对吧。”

过去的两年中，我还参加过另外两次跟死亡相关的活动。在上海，我参加了一个模拟的死亡体验：我“死了”，经过一个通道，听到依稀传来的笑声和哭喊，然后到达“焚化炉”，躺下，四周燃起大火的光影，我被呼呼的燃烧声笼罩。在北京，我参加过一个“死亡训练营”，在这个训练营里，我们除了围绕关于死亡进行讨论外，还模拟了飞机即将坠毁前人们写遗书的过程，模拟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我扮作那个被告别的人，躺在那装死。

这样的活动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甚至可笑。但是现场并没有任何戏谑的气氛，人们显然都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来的。当然，这两次都是商业活动，而且收费不菲。

很难说这些模拟给我带来了什么启发，对我来说，更多的收获还是来自关于死亡的讨论。

“死亡训练营”的讨论在活动正式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活动方布置了一个作业，请你在来训练营前找十个人，问他们：“假如明天我就要死了，你今天想对我说点什么，或者跟我一起做点什么？”

尴尬是肯定的，同时还有“入戏”的困难。可是，几分钟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规定情境。有的人会总结我的一生，有的人会问我有什么愿望，一位平时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女士在嘻嘻哈哈一会儿后，忽然含着泪说:“你留个暗号吧。你回来的时候，好让我们知道那是你。”

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终有一死，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话题。

活动中的讨论会涉及到很多方面：临终关怀、怎样面对亲友的故去、安乐死、对死亡的恐惧，等等。死亡咖啡里的讨论涉及到的话题就更多，有人会谈到动物的死亡，有人会谈到自杀、甚至最佳自杀方法。

黄子逸说，在她的印象里，参加她组织的“死亡咖啡”的人有一多半曾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也成为他们对死亡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缘由；其他引起探讨死亡的兴趣的原因包括自己濒死的经历、有亲友的离去，等等。也有的人就是单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话题。

有趣？可能。不过更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些很容易让人觉得压抑的话题。于是，死亡咖啡的创办人、英国人Jon Underwood决定召集大家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谈论它。他的这个想法受到很多人的响应。各地的死亡咖啡都说他们的讨论既有说有笑，又严肃诚恳。

传统上，绝大多数人对死亡的认识都是在宗教的框架内进行的。在日常生活里，死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哲人也排斥对死亡的讨论。在西方，虽然有很多谈论死亡的哲学家，可是大部分人像中国人一样，也回避在日常生活中谈论它，因为那是不吉利的。

可是，在西方，宗教的影响力在减弱，去教堂的人在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独自面对这个话题。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渐富足和个体意识的成长，这也成为一些人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的“死亡咖啡”当然会有中国的特点。黄子逸说，几乎中国人谈到他们自己的死亡时，都会谈到自己的死可能对亲人带来的影响，这在西方人对死亡的讨论中是比较少见的。还有，在中国，时不时就有人会想把死亡咖啡变成一个商业项目，或者把它跟某个商业项目结合起来。

这样关于死亡的讨论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效果？对我来说，能平静地去讨论，这已经很有意义了。跟一些同样愿意认真思考死亡问题的人讨论，不但可以减轻考虑这个问题带来的不适，还可以倾听他们的故事和看法，获得一些小小的启发。参加者们也可以给彼此推荐相关的书籍、电影，以及其他有用的信息。

黄子逸说：死亡咖啡不追求深度，不追求有效率地围绕一个话题进行深度讨论。人们只是静下来，“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时间思考和探讨一些关于死亡的种种。但最后，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所以，更深层的探索，需要在另一个更专业的环境里或由你独自去完成。”

确实，即使是两天的讨论，也很难说能带来多么重大的收获。但这不失为一个契机促使我们提醒自己：我们都必有一死，那么，我应该怎样面对死亡，并且，我应该怎样活着？

来源：FT金融时报 撰稿：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