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坐下来品尝一杯美味的咖啡，整个人沉浸其中，感受着咖啡的香气、滋味、酸度和质地时，你对于这杯咖啡的领会，表面上看来已经面面具到；然而，在这杯咖啡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一个牵涉到文化、习俗、生态和政治的世界。所有关于二十一世纪的主要议题：全球化、人口移动、女性和原住民权益、环境污染、民族自决，都透过你手中的这杯咖啡，在全球各个偏远的村落里上演着。咖啡贸易的体系十分庞大，在产值上仅次于石油。这个产销网络极为复杂，全世界目前有五十个生产国、二千八百万名咖啡农，他们和这个产业链最末端的消费者之间，还存在着好几个层级的中间商，使得这些生产者和你手中的这杯咖啡距离更加遥远了。

世界上每一个咖啡产区都有各自的咖啡栽种文化。在某些国家，咖啡作物借由日常生活的宗教仪式和习俗，和当地文化深深地纠结在一起。例如衣索比亚，像塔索．盖布拉这样的咖啡农总是以三小杯的咖啡来唤醒他们的每一天，而且只以简单的炭盆烘焙豆子——咖啡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显然不言自明。在其他国家，咖啡的意义仅是一种作物，而且还是穷人的作物。举例来说，你很难在中美洲喝到一杯体面又像样的咖啡，大多数餐厅只供应随处可见的“Nes”——和即溶咖啡“Nescafé”同名。

胡安·瓦尔迪兹（Juan Valdez）是一位蓄着大胡子、脸上挂着微笑，且穿着干净白棉衫的拉丁裔咖啡农，但不是所有的农夫都像他一样。各地的咖啡农有着不同的身型、肤色和性别，有些人虔诚地信奉基督教，有些人则是原著民信仰，当然也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乌干达，甚至还有一个咖啡产区的居民是信仰犹太教。在各式各样的咖啡文化背后，隐含的是人们对于一些事物根深柢固的理解差异：善与恶、公共责任与个人自由，当然也包括对于神的本质有不同解读。然而，不论这些差异有多大，他们都梦想着能够拥有健康、爱、餐桌上的食物、儿童的受教权，以及丰富的幽默感。

我曾经合作过的咖啡农当中，大多数的人不会说当地的主要语言或是官方语言；反之，他们说的是地方方言或是罕见的原著民语言。以拉丁美洲为例，许多农夫不会说西班牙语：在瓜地马拉，他们可能是说Tzutujil语、Quiche语、Cakchiquel语或其他古马雅语言；在秘鲁，南部人多使用Ashaninkas语，北部人则是说Kechua语。因此，即便你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走遍整个美洲的咖啡产地之后，可能还是会发现自己一点也听不懂。

在肯亚，官方语言是Swahili语和英语，但是我在中部高原的安布地区（Embu）遇到的农夫都不太会说这两种语言，而是说Akamba语。至于衣索比亚，其官方语言是一种与希伯来文同源的Amharic语，但我认识的当地农夫则是说Oromifa语。试想一下，当我第一次拜访衣索比亚时，虽然认真排练了多次以Amharic语发表的开场致词，却在正式发言时，看到农夫一双双无神的眼睛和一个个尴尬的笑容，多么令我惊讶。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衣着上，即使是同一个社群，服装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有些地方的社群非常坚守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其中又以服饰占了重要的一角。在一些国家，如印尼和瓜地马拉，由于各个农家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当地人会以固定在树干的水平背带织布机来编织衣服。衣服上的图样可能已经流传了好几世纪，是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格；或者是在旧的图样上加一些新花样，显示出该文化的活力和弹性。然而，有时你会发现就在隔壁人家，农人可能正穿着印上耐吉商标或波士顿红袜队标志的T恤，这种现象看似荒谬，但你会发现我们所穿的服装多半出自全球咖啡产地的成衣厂。

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东部高地的山区村庄，农夫可能总是赤裸着身子，或仅以水牛角雕刻的葫芦来遮掩性器官，并以一串念珠或牛仔裤裁剪的细长布条来装饰。秘鲁的原住民咖啡农则身披一块以树皮染色的布，在脸上纹面；而他们附近的邻居倒穿得像是来自爱荷华州某个小镇的人。至于苏门答腊和衣索比亚的穆斯林，衣着形式就很广泛，从现代的西式风格，到女性用来包覆头部和脸蛋的传统白色披肩都有。

咖啡生长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肥沃地带，横跨赤道以北和以南三十度。这些产地的生态环境从热带雨林到沙漠皆有。自从一九五○年代，大规模单一作物生产（或称“庄园”耕作）的现象愈来愈广泛。虽然这些大型农场多半运作得很好，其中仍有许多地方苦于土壤侵蚀和水资源污染，这些问题常见于大规模单一作物的耕作型态。除此之外，由于农夫大多不识字，在施洒化学农药时无法阅读瓶罐上以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书写的警告标志，或者是对于使用农药的知识和训练不足，经常误用高浓度的有毒药剂而不自知。

尽管如此，世界上极大多数的咖啡仍然是透过小农耕作的方法，产自仅有几英亩的小农场。在许多国家，咖啡农非常注意农作物间作（interplanting）的重要性，为了土地和自己家人的健康，他们会尽力维持多样化耕作的型态。在国际环保团体开始注意咖啡生产对于环境破坏的问题之前，这些小农就已经很熟悉“荫下栽种”（shade-grown）和“对鸟类友善”（bird-friendly）的观念；这些美丽又丰富多变的地景，容易受到地震、土石流、飓风和海啸等巨大自然灾害的破坏，摧毁农作物、道路、仓库，甚至威胁到人类性命。

以生产咖啡为主的社会经济情况变化剧烈，咖啡农获得的生豆价格几乎不符他们的生产成本，当然也不会考虑到对农人来说足以维生或改善生活的合理利润。相反地，咖啡价格大多受制于成天在纽约和伦敦期货市场中进出的金融投资者、银行和跨国企业。一名咖啡农可能在这个月得到合理的工资，但下一个月的价格立刻暴跌。

对他来说，农场的生产水准一点也没改变，因此他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继续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五年，咖啡生豆的价格常常跌破生产成本，使得数十万名咖啡生产者放弃了农地，迁移至城市或出国工作。有时候，这股被迫发生的移民潮会造成死亡悲剧，例如一群绝望的墨西哥农夫挤上火车离开家乡时，不慎失足坠轨；或是在德州的酷暑下，被遗弃在上锁的卡车中致死。

由于这些悲惨的遭遇，有些出自善意的民间计划和国际组织活动逐渐涌现，试图为现今的价格机制找到另一条合乎道德的出路，例如“公平贸易”（Fair Trade）。这些作为让成千上万名农夫得以留在他们的土地上，继续靠耕作维生；然而，这也仅占了全球咖啡贸易极微小的部分而已。即使在价格最好的时期，农村社会也几乎没有能力对基本的水利设施、教育、医疗照护和住屋水准能有任何实质的改善。问题不只是出在咖啡作物无法为他们创造足够的收入，还有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困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国际性借贷组织都极力阻止当地政府对农村社会伸出援手。

这些国家被迫施行“结构调整”政策，大幅删减农村的医疗照护、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预算。因此，许多咖啡产地的社区转向草根性发展，透过自助的努力才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由此衍生出来的发展计划、水井建设和地方诊所等，相较于其他地方，规模可能显得渺小，但他们却能因此获得立即且直接的生活改善。

咖啡产地通常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战争和战后余波会对当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凝聚力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咖啡生产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正面临或在不久之前还在争取自治或独立运动，人民要不是在抵抗殖民政府，要不就是受到腐败或独裁政权的压迫。有时候，咖啡农会主动参与这些抗争活动，例如墨西哥查帕斯（Chiapas）的农民。至于其他地方如哥伦比亚和苏门答腊，农夫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冲突的风暴席卷他们的家园，害得他们无家可归。武装冲突甚至会让农夫无法收获作物，因为辛勤工作一年才收成的咖啡豆会在卡车运送的过程中遭遇打劫，一点也不剩。道路在冲突期间会被封闭，要从一头横越至另一头，必须支付“过路费”给冲突一方甚至双方。

在帝汶，一位农夫的妻子失踪；在瓜地马拉，整个村落的人遭集体屠杀。即使是距离冲突的历史已有数十年之久的国家，如尼加拉瓜，也可能会因过去的惨痛经验而再次承受死亡和绝望的悲剧。美国和捷克在该国留下的地雷，或被丢弃在咖啡园里，或是在暴风雨过后出现在地表，常常炸伤了工作中的咖啡农或是上学途中的儿童；然而没有人知道地雷埋藏或出现的确切位置。然而，冲突之地有时可能会变成希望之地，只要长久持续的冲突结束，就会产生新的政治参与的机会。

文化与习俗、生态与经济、冲突与创造，这些两难的问题都纠结在你手中的这杯咖啡里。最终，各个咖啡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和他们”（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将超过这些议题的总和——正是这一切吸引我踏进咖啡的世界。每一趟前往咖啡产地的旅程都是严峻考验的回报；每一次考察都会对某些为人深信或尚未验证的信念提出挑战，也提供自己一个良机以个人力量去参与人们生命有意义的改变；每一次访问都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技能和心力贡献给那些种植咖啡豆的农民：他们供应豆子给我，使我能提供顶极的咖啡给顾客，这就是为何我会成为一名“咖啡旅人”（Javatrekker）。

咖啡旅人的演进

事实上，在整个咖啡产业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业者不曾造访过任何一个咖啡产地，无论他是烘焙商还是咖啡师（barista）。他们对于咖啡农生活的资讯，都是来自于大型咖啡企业的广告和图像，像是那位胡安·瓦尔迪兹。即使在那一小群曾经亲访产地的咖啡公司主管和员工之中，也几乎没有人会在咖啡园中逗留超过几个小时；据我所知，更没有任何人曾经借宿过农夫的家。

有一次，我和一位知名的环保咖啡零售商聊天，我们在争辩关于墨西哥南部咖啡产地的营养不良问题，她很生气地说：“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吗？我早就大老远飞去那些村落过了！”如今，有一小群投身咖啡产业的人，对他们来说，咖啡不只是一种商品而已。他们借着生意之便，沉浸在一个更深层的咖啡世界中，这些人就是咖啡旅人。自从一九八七年以来，在咖啡产地之间旅行就是我的生活。

虽然我已经从事咖啡烘焙的行业超过十二年以上，但我进入这个世界的途迳是很迂回的。在过去，我曾是一名律师兼社会运动者。一方面，我从事主流的法律诉讼；另一方面，我也处理国内外的原住民权益和环保议题。我曾经认为法律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好媒介；事实上，它可以办到，只是当时的我还不适合。我无法忍受文书工作，利用法律耍花招，以及坦白说来，整个司法体制中堆叠起来的组织力量和金钱诱惑。

有一回我在蒙大拿的贝克那城堡印第安保留区工作，试图促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要求某个金矿公司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该公司是全球采用氰化炼制法提炼黄金的金矿企业中规模最大者。（我们的行动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某段很艰难的时期，一位长期投入运动的印第安人查理问我：如果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这个保留区能够维持多久？如果他们唯一找得到的工作是高危险、低工资的，又会对本地文化造成破坏，那么不是比完全没工作要好不到哪去吗？我们都逐渐意识到，除非改变商业活动的基本运作原则，否则我们付出的心力将只能扑灭因企业的贪婪和人们缺乏意识而引起的零星小火。

一九八五年，我进入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对原住民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讲课，并且持续在环保和人权议题方面为原住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协助。在他们的社群之间，原住民对于我的服务口耳相传，使我得到许多意义深远的机会，前往许多国家服务和探险。一九八七年，我在罗德岛大学以“雨林破坏的原因”为主题，发表了一次演说。会后，一位教授大卫．艾柏登（David Abedon）与我联系，提起了一位他正在经营咖啡馆的朋友，打算要创立一个组织来帮助咖啡农，并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聊聊。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咖啡农是原住民，我心想：专注在咖啡产区的发展工作，对我来说似乎是个好机会，可以兼顾我的专业和兴趣。

于是我们碰面了，三个人很快就成立了第一个致力于咖啡社区发展的组织，名叫“咖啡顽童”（Coffee Kids）。那位咖啡馆老板比尔．菲斯班（Bill Fishbein）负责筹措资金，我则负责深入各地村落，与咖啡农和他们的家人见面，评估当地的需求，并依照农夫提出的问题来研拟计划和策略。当时，我真是感到极度开心，这是一个完美的工作（虽然比尔、大卫和我都没有支薪）。我们为瓜地马拉和墨西哥的妇女设立微额信贷银行（microcredit bank）；在苏门答腊推行一项水利计划，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行动。总的说来，这是一个稳固的草根性发展。

直到某天，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方向。当时我正在瓜地马拉构思一项水井计划，有一家想做慈善公益的咖啡公司愿意捐出五千美元来盖水井。这间公司会照些照片、说说故事，并向消费者吹嘘他们的善行，但仍然继续支付很低的价格给咖啡农。没有什么事情会真的改变，但消费者会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那些村落的情况很好，而且整个产业都是在“照顾这些农夫”——如同一位企业主管所言。

我开始思考一件事：如果这间公司只是单纯地以实际的价格收购咖啡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农人就可以自己负担兴建水井的费用，而不需要仰赖公司的“善行”了。如果这间公司愿意对他们收购豆子的产地负起一定程度的责任，直接参与当地的发展工作或以其他形式支持这些社会，会发生什么事呢﹖贫穷的趋势，看来似乎是咖啡生产的地方性问题，人们能否挑战它和克服它﹖如此一来，这间咖啡公司是否能继续获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他公司又能找出什么理由不跟着这么做呢﹖就在这一刻，我的思绪都清晰了，于是“狄恩豆子”（Dean’s Beans）也随之而生。

一九九三年，我只有一小台烘豆机和八袋咖啡豆，就这么开始了我的事业。当时我将一部分时间挪去教书，同时也接一些诉讼案件。因为我很清楚使用农药对于第三世界的环境和农夫健康的影响，所以我只买有机咖啡豆——许多常施用在咖啡豆上的农药在美国是被禁用的。此外，我也只向小型农场和以原住民为主要成员的合作社收购豆子，这些原住民全都努力地在这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试着维持固有文化和尊严。全球市场的结构和价格反映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待遇，使得咖啡产区停留在未开发的状态。提供发展上的援助和行动主义是彼此建立关系的关键，我也将继续旅行，服务我终身所爱的土地和原住民。

狄恩豆子的理想和咖啡的品质迅速地成为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以缓慢、稳健的步伐成长，并以良心经营。许多人说我们是“咖啡产业中的Ben and Jerry’s”，但是那间公司很快地就转型成一间由跨国企业掌控的大公司，最初的创始人虽然口袋满满，却很不开心。所以，不了﹗我可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使之茁壮，继而求售”的百万富翁，才投入这个事业。我也不想将我的“社会责任”兑现，让新的经营者对大众维持固有形象，却挖空了这间公司的核心原则——这是现今许多“进步”的企业常见的动态。

我想要试着发展一种立基于尊重、道德和正义的新商业模式，证明它是可行的，不但能够养活我的家人和员工，还能享受过程中的快乐。这个模式也必须是灵活弹性的；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我们发现任何需要调整的问题——不论是关于发展、产品定价，或是任何牵涉到我们与农夫之间关系的事情——都必须要能够改变行事途径才行。因此，我们必须投入更多心力在过程更甚于结果，这种弹性的工作方式让我的主要企业伙伴都抓狂了，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事先拟定好计划和成长目标。

之后我开始和咖啡产业中志同道合的人见面。一九九八年，我们一共七人在亚特兰大一起成立了“咖啡合作社”（Cooperative Coffees），这是全球第一个由咖啡烘焙商组成的合作社。我们联合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我们得以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以团体身分向产地直接购买，并且可以一起致力于改善公平贸易体系；其次，我们意识到彼此都是同路人，在这个很少有人结合商业活动与社会正义的产业中，我们正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我找到了同是咖啡旅人的伙伴。

身为咖啡旅人，我们愈来愈融入农夫的艰辛生活；我们每一个人投入的程度各自不同，并且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正义和誓约的信念。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咖啡旅人。相较于许多人仅将咖啡视为赚钱生意，并且认为压榨农人只是一种让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咖啡旅人可能是想法新颖、具关怀胸襟的中盘商、进口商或烘焙商。在过去十年之间，整个咖啡产业看起来是在进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咖啡旅人的影响力，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现在，我邀请你再喝第二杯咖啡（第一杯咖啡想必早已喝光或变凉了）。你是否准备好进入这个隐身在你的杯子当中的世界呢？跟着我前往全球各个咖啡产区吧！体验他们的习惯、文化、挣扎和希望，了解咖啡旅人如何参与咖啡农的生活，又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你即将读到的故事有时候是令人乐观的，有时候则是令人悲伤的；有一些故事很幽默，有一些则发人深省；最重要的是，书中的所有故事都是非常棒的旅行冒险。

深沉地喝一口，你的咖啡尝起来将永远不再一样。

来源：《来自咖啡产地的急件》/脸谱出版 作者：狄恩·赛康 翻译：林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