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初的上海人而言，电影这一新兴艺术本来就是舶来品，是上海开埠后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而被带到眼前的新兴文化娱乐方式。对上海人而言，影戏同西方人所带来的电灯、电话等新奇的玩意儿一样，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刺激的，等待他们去尝试、接受的一种现代体验。

从第一次放映“西洋影戏”开始，“西洋”这个关键词就没有再离开过上海电影业。它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在上海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放映中发挥着能量与影响。诸多电影人在创作过程中，仍旧以西方影片为学习的榜样，研究其技术摄法、学习其叙事技巧。即使是被认为“受到民族艺术的熏陶，民族文化心理的濡染，传统审美定势的影响”的伦理情节剧模式也吸取了大量的好莱坞叙事经验。此外，不少国产影片的题材本身就是源自西方作品，如《一串珍珠》《良心的复活》《少奶奶的扇子》《飞行鞋》《福尔摩斯侦探案》《恋爱与义务》等。

与此同时，上海租界中的西方人，将其在本国的宗教、市政、司法乃至习俗与生活方式完全照搬到上海。又因上海华洋杂居的特殊社会构成，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得以在华界大肆传播，并进而影响到国片的创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部分国产影片中就有明显的西化倾向。电影主创人员对此曾回应:“观众有嫌本公司之布景太欧化者，然试观今日上海之情形，凡小康之家，即使所居者为中国式屋宇，其中陈设，亦莫不参以西式，此乃事实上欧化，并非布景之欧化也。”在上海当时西风盛行的整体环境下，国产电影对西方习俗、习惯与观念的模仿与宣扬，体现出王一川教授所称的“现代性体验”中的“惊羡体验”——一种对进步的、文明的、开放的新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渴望与追求。

尽管这种模仿有时显得不伦不类、幼稚拙劣，缺乏理性的判断，但那种追求与世界同步的热情也是当时的上海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的内在动力。这些在上海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都市西洋“景观”，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营造视觉摩登体验的重要素材来源。今日的观众在重新欣赏这些影片时，又通过这些电影中的“西洋景”真切地体会到了沪上旧影中深刻的西式烙印。

一、咖啡背后的摩登追求

在杨金福编著的《上海百年图史》中，有一幅大中华百合公司1925年摄制的《前情》的剧照。该片虽然由被称为“旧派”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朱瘦菊编导，片中人物打扮也仍旧是清末旧式风格，但剧照中的男女主角却在西餐厅吃饭。餐桌上的高脚杯和西式餐具给这个“鸳蝴”色彩很重的“旧”故事增添了一分西洋“新”情调。1925年，明星公司摄制了包天笑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影片《空谷兰》。从存留的剧照中，可以看到身着西装、长衫、女式元宝领衣裤的各种角色聚集一处共饮咖啡的场景。

这两幅剧照反映出20年代，西方的咖啡文化已经在上海落地生根，并成为上海中产阶级以上群体在社交中不可或缺的餐点饮品。同时，两幅剧照可玩味的趣处在于，从服装上看，当时的上海人还处于中西服装的交杂共生时期。20年代的电影中不少角色还是以中式服装为主，但无论男女穿着怎样的服装，都在咖啡馆中喝着咖啡，享受着洋派的社交新方式。《空谷兰》剧照中，甚至上了年纪的老爷、太太也都与西式的咖啡杯碟“合”到一处，表情姿态相当从容和谐。可见当时喝咖啡、吃西餐已经成为一种被有钱有闲阶层广泛接受的摩登时尚，也成为上海电影向民众传递现代都市生活新体验的重要道具。到30年代，这种摩登体在影片中，已经不再仅仅是中产以上阶层的享受，而开始在普通职员阶层中出现。有的是男女角色约会时，在咖啡馆中对男招待来一句:“boy,两杯咖啡。”更多的是人物在自己的办公室、客厅、卧室乃至亭子间中自饮咖啡或以咖啡招待朋友。

在笔者整理的公众可以看到的1922—1937年的58部国产影片中，以上海为主要背景或故事地点涉及上海的影片有33部，其中13部都出现了在咖啡馆喝咖啡或在家以咖啡招待朋友的场景。（编者注：这13部电影分别是《南国之春》、《野玫瑰》、《姊妹花》、《恶邻》、《体育皇后》、《新女性》、《渔光曲》、《女儿经》、《风云儿女》、《都市风光》、《迷途的羔羊》、《如此繁华》及《新旧时代》）

此外，联华公司1931年出品、史东山导演的《银汉双星》以南海为背景地，也出现了男女主角李月英、杨倚云与朋友在俱乐部喝咖啡的场景。明星公司1935年出品、沈西苓编导的《船家女》背景地设在杭州。片中来自上海的画家孙先生在家里招待朋友时也端出了咖啡。这两部影片虽然将故事的发生地点搬离了上海，但咖啡馆和咖啡仍然是被嵌入其中的摩登符号。《船家女》中孙先生的朋友在临近中午拜访他时说过一句:“啊，你们真是上海人，到这个时候还不起来。”这句台词暗示了孙先生的生活习惯与杭州人不同。同时，“你们真是上海人”一句也包含了对上海独特性的认可。片中孙先生喝咖啡、晚起床等还是上海生活方式的照搬。这样来看，在现存与都市题材相关的影片中就有将近半数涉及咖啡这一代表西式时尚的餐饮符号，传统的中式沏茶待客已经少见。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影片中喝咖啡的大多是上海富裕人家或中产人士。电影中的咖啡也成为一种阶层与身份的标志。

上海开埠后，咖啡作为西方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也随之进入上海。上海最早出现的咖啡馆已无从考证，但根据资料，较早提供咖啡的场所是1853年英租界内的老德记西餐馆。1880年开始，不少中国人开始效仿西方人开办西餐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吃西餐、喝咖啡，男女青年也开始在咖啡馆里约会。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上海咖啡馆的发展进入繁荣期。从装潢设计看，这些咖啡馆无论是由外侨开设还是本地华人经营，其整体氛围都以营造西式的异国情调为主。一方面是满足在沪外侨对于故土的依恋，尽力为其创造与欧美相同的餐饮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以这种异国情调吸引沪上的华人，为其创设一种异域想象空间，满足其追逐时尚与时髦的心理——“坐咖啡馆里的确是都会摩登的一种象征。”上海电影业中的诸多从业者本身就属于沪上接受西方文化浸染较多的群体，包括孙瑜在内的一些人还有海外留学及生活经验。这些电影从业者大多是上海咖啡文化的享受者与支持者。因此，国产电影中出现咖啡馆中约会、相聚等场面，实在是对上海这一摩登生活方式的真实再现。咖啡馆已经成为30年代上海电影表现都市摩登的重要外景空间。其中弥漫的西式习惯、暧昧气氛也成为上海电影“西洋景”中的重要元素，成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性物质空间。

对上海咖啡馆的调查属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宏观的社会史研究常常基于文档、史料，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很难进入到这些记载中。上海的这些早期国产影片却为今日的观众提供了一种寻常视角，去体察当时上海的咖啡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何种程度，可以成为上海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有力佐证。从上面的列表中我们会发现，电影中的不少人物不是在咖啡馆中喝咖啡，而是在家中自己喝或者招待来客。这个细节表明，30年代上海的咖啡文化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咖啡馆这一公共休闲空间中，而是渗透到了上海市民家庭的内部，成为其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新女性》中的韦明在自己的桌子上也有咖啡杯碟。从阶层划分来看，韦明只是一个住在里弄的小知识分子，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家中的咖啡杯碟证明她至少也有喝咖啡的习惯。在她去找余海涛商量支取稿酬的事情时，余海涛在办公室也是用咖啡来招待韦明。这两个细节都可以证明当时上海的咖啡文化，已经从上流社会、中产阶层向市民阶层中的中小职员、小知识分子等群体蔓延。

在30年代的影片中，同样出现了20年代影片里的“老派”先生喝咖啡的场景。《女儿经》中好赌的徐玲，其商人丈夫出场时身着锦缎长衫、马褂，外披皮袍，一个老派商人的典型打扮。其在客厅休息时，仆人端上一杯咖啡。他边与妻子交谈边搅拌咖啡并品尝。咖啡显然已经是这位“老派”先生的日常饮品。另一位喝咖啡的“老派”先生是《新旧时代》中的二姐夫。他穿着马褂，戴着瓜皮帽，家里供着菩萨，请和尚念经，求金丹为儿子看病。这样一个看起来与上海摩登完全不搭边的“老派”人物，在家里竟也是喝咖啡而不喝茶。这个细节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西方生活习惯在上海各阶层的渗透，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上海电影有意展示的都市摩登景观。

如果说电影中外部景观的拼接不过是视觉的直接刺激，细微生活细节的铺陈则需要对社会文化的深入观察。因此，早期国产电影对于上海摩登的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外滩的几座西式建筑或夜上海的霓虹闪烁，更在于这些西化的生活细节。

二、Party——新的社交场与造梦地

在《野玫瑰》《体育皇后》《风云儿女》《迷途的羔羊》《压岁钱》《如此繁华》等影片中，都出现了标准的西式宴会场景。相对而言，出现中式宴会的场景很少，大多是家中人为老人庆寿或是子女婚宴而相聚，如:1928年《情海重吻》中出现过寿宴;《慈母曲》中的儿女为父亲庆寿，回到家中围坐一处则只能算作家庭聚餐而难称宴会。30年代电影里较大规模的中式宴会，是《新旧时代》中为父亲董怀谷庆祝六十大寿。家人邀请了众多宾客，客厅张灯结彩，寿字寿桃一应俱全。大家推杯换盏，一派热闹景象。只是这场中式寿宴却是董家最后的辉煌，因此带有了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象征意味。与片中规模庞大、主要以社交为目的的西式宴会出现的频率相比，《新旧时代》中的这场中式宴会也的确显得落寞。1935年《天伦》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婚宴场景。与中式宴会背后凸显出的中国人重家庭、重团圆的文化心理情结相比，电影中的西式宴会则更显出一种现代的、开放的态势，同时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也更为复杂。

1932年出品的《野玫瑰》中，画家江波的父亲在家里宴请宋大人。在其家中宽敞的宴会厅里，所来宾客，男士都是深色西装配黑色领结，女士则都穿西式礼服。做东的江父也是西装三件套配黑色领结。在影片后半部分，小凤去见江波的父亲时，家中的江父则身穿中式长衫。这一细节的转化表明在当时上海华人上流社会中，中式生活与西式习俗之间的相互融合。

在这场宴会的镜头组合中，出身乡下的“野玫瑰”小凤因为完全不熟悉西式的社交礼仪而出尽洋相。从创作者的意图看，此举是为了显示小凤的率真与不做作，但客观上也将30年代上海上流华人圈所全盘接纳的西式宴会习俗展现了出来，如主客见面互相握手致意，宴会中女主人(影片里由素秋担任此社交角色)的核心地位，以西餐招待(片中以喝咖啡的方式暗示)。宴会不是以吃为主，而是以大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为主，同时配以西式娱乐(舞会)。这几点已经非常符合当时西方人的宴会礼仪。为了这次的宴会，原本非常欣赏小凤野性之美的江波，竟也要在宴会之前让小凤“摩登”起来，以配合宴会的隆重场合。由此可见，这种西式宴会礼仪已经成为上海上流华人社会普遍接受的交际规范。江波尽管是这一群体中的“多余人”，但仍旧自觉遵守着这种规范。这种西式社交礼仪本是与中国传统的社交相差甚远，尤其是女主人与女客在其间的重要作用，是在中国传统社交中无法实现的。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女眷向来不能参加公共社交活动。在1925年出品的《一串珍珠》里，女主角秀珍受邀参加富贵朋友的元宵节聚会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式聚会习惯是女客和女客在一起，而西方宴会则讲究男女客人的比例搭配。由这一细节的变化可以看出，上海上流华人社会的观念在30年代的进一步西化。

除《野玫瑰》外，在《迷途的羔羊》和《如此繁华》中所展示的西式宴会场景更为具体。在这些场景中，西式Party风格继续得到全方位的展示:从桌子到餐具，从西餐到洋酒，从席间男女客人按照西俗一男一女相邻而坐到黎莉莉饰演的李太太为大家献歌娱乐。程乃珊曾这样回忆老上海的Party:“老上海的社交场上只两种人:一种是老派全中式的，他们的聚会称为‘饭局’或‘茶叙’、‘薄酌’，男女眷分开活动互不照面。另一种是“洋派”的，夫妇共同参加社交。这种新式应酬以跳舞、乐器演奏等个人表演替代外面请戏班子唱堂会。”可以说，以上几部电影非常形象地展示了洋派的上海Party景观。老派的、中式的社交宴会在现今所留存的1937年前、以上海为背景的国产影片中似乎踪迹难寻(《新旧时代》《天伦》中的中式家宴背景都是在乡下老家)。

究其原因，第一，这种西式风格的宴会主要是由上流华人举办，摩登、奢华。上海自开埠后，其社会风气的变化向来以上流社会的示范作用为先导。中下阶层的上海市民将上流社会的行为、习惯都纳入到自己的模仿视野中。事实上，经济上的桎梏又限制了上海普通市民去真正接近和体验这种所谓“上流生活”。因此，上海电影人以银幕造梦的方式满足了大批观众窥视那如梦般生活的心理需求。

第二，进入30年代后，上海的反帝情绪和阶级对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西式宴会的洋气与豪华又是国产电影进行道德批判与阶级批判的一个有力的意象工具，用以象征上海资产阶级的奢靡与醉生梦死。《野玫瑰》结尾时，江波从又一场宴会中跳窗而出，加入国民革命军。这个结尾隐喻着对不思进取的资产阶级的深刻批判。

第三，从影片的商业制作角度看，西式宴会男女共同参加社交的习俗，更有利于影片围绕女主角展开情节或展示女明星的银幕魅力。《如此繁华》和《风云儿女》中宴会情节的安排显示了这种制片策略。

《如此繁华》里，黎莉莉饰演的李太太在宴会后为大家现场演唱了歌曲《如此繁华》。从情节设置上来看，宴会的举办正好为李太太的这次献艺提供了合理的场合与契机。当时的西式社交中就流行以宾客个人表演或宾客跳舞的方式为宴会助兴。因此，这场宴会不仅成为影片展示上海摩登的窗口，从叙事角度看，也为推动人物性格与行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在国产影片进入到有声时代之后，电影人充分利用声音这种新技术所制造的“奇观”来吸引观众。黎莉莉本是明月歌舞团鼎盛时期的“四大天王”之一。默片时代，她主演的影片常常会穿插其跳舞的情节。到了有声片时代，善舞而又能唱的黎莉莉又有了新的施展才华的领域。在有声片《如此繁华》中，黎莉莉再次借助这场西式宴会完成了一次华丽的明星形象定位——演、舞、唱皆优的多栖明星。应该说，在30年代，会演的明星有，会演会唱的明星也有，但能演能舞又能唱的明星的确不多。因此，黎莉莉在片中的歌唱显然是对其明星定位的又一次强化，也是影片的商业噱头之一。

《风云儿女》中辛白华与施夫人第一次相识的Party上，尽管并未出现吃饭或舞会的场景，却是一个典型的欧美文艺沙龙式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上，谈瑛饰演的施夫人显示出沙龙中重要女客的气派与风度，谈笑风生、魅力妖娆。这一场景中，施夫人形象的定位很容易使人想起欧洲文艺作品中提携文艺青年的沙龙女主人的风姿。彼时上海的普通市民观众恐怕也会被谈瑛的风韵、气派与充满诱惑的挑逗所吸引。这场Party显然是塑造施夫人形象时最为重要的一个情节点。谈瑛作为一个素以神秘、摩登、离经叛道而著称的女明星，其西化气质也与这个西式文艺沙龙十分投合。《风云儿女》中这种充满文艺色彩的沙龙聚会有着鲜明的西式印迹。沙龙中美丽、多情而又赏识文艺的Madame施夫人更是散发着十足的法国气息。根据现在对民国时期上海的研究来看，上海华人上流社会中这样浪漫西化的Pparty实际很常见。“Party在上海兴起完全由一百多年前大学生带起，故而初时少功利少应酬色彩，更侧重对人文艺术的探讨和美好理想的向往。”“活力和品位，始终是构成Party质量的两大要素。”吊诡的是，始于17世纪、兴盛于19世纪的沙龙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引导的作用。《风云儿女》中的施夫人虽然具有沙龙女主人的风姿，但这个“模仿”的Party在片中更像一个暧昧调情之地，承载了导演对都市文化中的迷幻与颓靡的批判功能。这种既“迷恋”又“批判”的矛盾或许正是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真实的心理写照。

结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被认为是最为西化的城市。正因为此，上海电影人才得以全面地观察与体验华人上流社会完全西化的生活方式与社交原则。事实上，能以大规模的西式宴会来宴请宾客的华人，只能是上海阶层构成中处于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群体。他们是上海最先接触并接受欧风西俗的人。因为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他们很难将这种影响直接传递给上海的普通市民。这时，国产电影变成了传播的重要媒介。尽管当时的好莱坞影片是上海西式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但好莱坞电影中的角色毕竟是洋人。洋人做洋事本就无可厚非，普通中国观众也会有距离感。国产片中做这些洋事的是中国人，是中国社会受过最好教育、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地位最高的一部分中国人。对普通的上海市民来说，这种国产电影贩卖的“二手”西式习俗的示范效应要远比好莱坞电影大。这与上海的女明星都在模仿好莱坞明星，而上海的太太小姐乃至大学生、家庭妇女和女工又都在模仿上海的电影明星是一个道理。

从此时上海电影中对咖啡文化、西式Party的展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派电影文化”中的西方影响。与之相呼应的其他一些西式休闲与娱乐方式，如弹钢琴(《压岁钱》)、去电影院看电影(《都市风光》)、打高尔夫(《一剪梅》)、逛公园(《南国之春》)，以及在舞厅跳舞等，都曾在上海的银幕上再现，更不用说《体育皇后》中所展示的现代体育项目与活动。这些休闲娱乐中的西洋景，既为上海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视觉题材与灵感来源，也是上海电影在银幕之上构建现代都市摩登幻觉的重要文化意象。

来源：《重写电影史》 作者：邢军/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说明：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