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使者

阳光下的镜子，镜子上的阳光。17世纪中期前后，日头好像赖在了法国，赖在了凡尔赛宫花园的上空。这里的统治者是太阳王、光的化身路易十四（Louis XIV）。他能聚集阳光，无论在室内室外，国王在哪里，哪里就有温暖、阳光和丰收。巴黎和凡尔赛宫因他而成为世界的中心。靠近这里的人生活幸福，远离这里的人则没有温暖，没有阳光，没有富足。

世间所有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都知道这一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太阳从巴黎的凡尔赛宫升起，耀眼的阳光洒在陆地和海面上。在太阳王的光照之下，他的臣子们也光芒万丈，比如让所有法国人富起来的工商业守护神柯尔贝尔，为法国设计防御工事的沃邦（Vauban），屡战屡胜的战神杜伦尼元帅（Turenne），既是歌颂爱情和美好的诗人，又是制定规则的立法者的布瓦洛（Boileau）。

1669年，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皇宫收到一个消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马赫梅特将派一名使者来访。这真是一个让人为难又后果严重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土耳其那时不应该是法国对抗德国天然的同盟者吗？当然是——要不是德意志国王的军队被引到东边并被牵制在那儿，波旁人就无法悄悄占领斯特拉斯堡和莱茵河左岸——但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同盟是不人道、不道德的。因为路易十四是由基督教皇加冕的。虽然他从未通过使者或金钱唆使匈牙利人对抗德国皇帝，但土耳其人呢？这件事不能公开进行。即使在专制主义盛行的17世纪也要忌惮世界的看法，即使路易国王也有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

所以，最好秘密接见使者。但是，国王的尊贵身份容不得躲躲藏藏，国王行事必须如太阳般光芒四射，让所有人看见。因此，路易十四为了这次接见，专门让人给他置办了一套镶钻的新衣裳，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据当时一个知情人描述，国王这件（只穿了一次的）衣服花费了1400万里弗尔1。就连国王身边的人也都穿金戴银，耀眼夺目。国王的宝座设在一条宽敞的长廊上，长廊上还铺着绸缎；织着画的勃艮第壁毯悬在长廊一侧；一张由一整块银条切割而成的桌子摆在国王面前。

使者来了。他是一个人来的，把随从留在了门槛外。身穿一件朴素毛料衣裳的他缓缓向国王走来。对于盛大的接见场面他好像无动于衷，没有半点受宠若惊和毕恭毕敬。他走到国王面前，甚至没有向国王磕头（虽然人们原本期望看到这一幕），只是双手放在胸前向国王颔首。他保持这个动作站了一会儿后，从胸口拿出一封信，那是马赫梅特给他“西方的兄弟”写的。国王没有接过这封信，而是将眉毛向左边一个大臣站立的方向挑了挑。大臣接过信，将信打开后拿到国王面前。国王用耳语般的声音（这声音与他高挺的鹰钩鼻和打理体面的卷发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说道：苏丹的信看起来很长，我想稍后再读。

出自苏丹之手的东西竟然被推开了，西方好像在嘲讽东方，这让苏莱曼·阿加（Soliman Aga）觉得很过分，于是他立即进行了不卑不亢的回击。他用同样轻的声音问道：“陛下看到信尾我们尊贵的苏丹马赫梅特四世的亲笔签名时，为什么没有起立呢？”整个宫廷上上下下目瞪口呆，就连宝石的光辉都停止了闪耀。国王回答：“一国之主像自然规律一样，凡事只随自己的意志，不做别的权衡。”随后，这位土耳其人便被打发走了。

皇家马车将他和他的随从从凡尔赛带回了巴黎，他在这儿租下了一座宫殿。他穿着朴素的毛料衫面见国王，震惊了所有人。如今，他富丽堂皇的宫殿又让巴黎人看得眼花缭乱。民间传说，他的宫殿内部犹如另一个世界：波斯的人造瀑布在密室中流淌，君士坦丁堡的玫瑰香味如同被施了魔法般飘进苏莱曼的宫殿。这显然有点夸张。但当好奇的贵族终于得以踏进这座宫殿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也足够神奇了。

透亮的晨曦迎接了这群客人。踏进宫殿，映入眼帘的是由香气怡人的木材建成的房间、上了釉的瓷砖、钟乳石制的壁龛，抬头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的圆顶。但最让人惊讶的是房子里没有一把椅子。但这个最不方便之处很快就带来了最大的方便，所有人都兴奋极了：他们可以坐在垫子上。半躺在垫子上，身体的重心得以转移，肌肉和头部得到放松。这让人想到“休息”二字——这与整个西方所熟悉的危机四伏、尔虞我诈的社交是相反的。而他们现在参与的也是社交，只不过是东方的社交。但盘腿而坐可不轻松。宫殿的佣人给他们拿来了轻便的长袍——丝滑的晨衣，也允许他们用手肘撑着以使自己感到舒适。尽管如此，男人们起初一点儿也不情愿来，而是更愿意派自己的妻子来。这些贵族夫人们身着如云朵般轻薄的裙子在苏莱曼的魔法宫中穿梭。她们邀请苏莱曼与她们同坐在柔软的垫子上。一些深棕色皮肤的奴隶穿着上等布料的土耳其服装，一一给她们奉上锦缎绣花餐巾作为礼物，与此同时还给她们端上一种滚烫的、味道令人作呕的饮料。有几位夫人恨不得抿一小口后吐出来，但这似乎不合礼仪。在苏莱曼的宫殿里的美好停留是以喝咖啡为代价的——有失才有得。有人心想，如果往咖啡里加块糖会不会惹怒苏莱曼？一位侯爵夫人假装要用糖戏弄苏莱曼的鸟，然后趁人不备将糖放入了面前这杯味道奇苦的饮料里。苏莱曼的脸上闪过一个微笑，但他一个字也没说。第二天，他命人给所有女士的咖啡都加了糖。

这样，即使没有太阳王的关照，苏莱曼也能知道皇宫里发生的一些事，了解关于法国军备、军官、军队、手工业等的情况，也能了解到法国的同盟的情况，以及国王脑中的新格局。所有消息都来源于一群并不知道自己给苏莱曼透露了什么的人。他们只是给苏莱曼提供了线，苏莱曼用它们织成了一块完整的地毯。很快苏莱曼就知道路易国王确实完全不可靠。法国需要土耳其，只是利用土耳其对德国人的威慑力来保护其东部边界的周全。但是如果苏丹与维也纳对峙，法国国王绝不可能派一兵一卒到施瓦本的多瑙河畔增援土耳其军队。

这些消息的来源就是这些贵族太太们。咖啡改变了她们，带走了她们的羞怯，令她们说话变得轻松、自由、大胆——其实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们更多是在打听苏莱曼的家乡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奇特的饮料。它所含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油脂无形中改变了许多事情。

坐在她们中间的苏莱曼很乐意回答她们的问题。当他开口说话时，他原本如面前的饮料般浑浊的黑色眼睛变得炯炯有神。

他将咖啡如何被发现的故事娓娓道来：古时候有两个阿拉伯僧人，他们发现了咖啡树。直到现在人们还会向他们祷告。其中一位僧人叫夏狄利（Al Shadhili），另一位叫阿卜杜·埃德鲁斯（Abd Al Aidrus）。但是阿尔及利亚人不愿意承认虔诚的夏狄利是阿拉伯人。他们将夏狄利据为己有，因此，阿尔及利亚人为咖啡也取名“夏狄利”。

随着苏莱曼的讲述，充满童话色彩的远方仿佛就在贵族太太们的眼前。他捋着黑色的胡子，毫不忌讳地说道，其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传说。也许夏狄利和埃德鲁斯压根不认识彼此。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埃德鲁斯对咖啡烹制所知甚少，因为他把只去掉外皮的咖啡果放入水中煮，包裹在最里面的咖啡豆却被丢弃了做肥料。人们很久以后才试验出唯一正确的烹制方法。所以，有些地区用小豆蔻、姜和丁香料烹制“果皮咖啡”，但这是错误甚至罪恶的。就像世上只有一种《古兰经》一样，世上也只有一种咖啡。

他的话听起来毋庸置疑。伴随着紫色的泡沫在金属锅里翻滚的声音，苏莱曼继续讲述咖啡的神奇故事。他说他曾见过咖啡种植园，在阿拉伯的西南部，被阳光和云雾围绕。为防蝗虫，人们将珍贵的咖啡树隐藏在柽柳和高大的角豆树之间。一些阿拉伯老人对咖啡如此热爱，甚至将磨碎的咖啡粉抹在黄油上吃。认为这种习惯很可爱的人肯定相信，咖啡令人虔诚、坚强和有教养。一位虔诚的导师艾哈迈德·本·加达卜（Achmed Ben Djadab）留下一句话：“谁去世时身体里有咖瓦，谁就不必忍受地狱之火。”因为咖啡使人行善，令人虔诚。阿拉伯语的“咖为（Kawih）”一词意为“力量”，喝了咖为之后，穆斯林在死前还能被送入天堂。

他就这样跟侯爵夫人们聊着天。当回忆也门的湿热地区时，他完全忘记了他现在身处的西方世界的贸易，忘记了政治，忘记了巴黎。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穆斯林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一个神秘主义泛神论者的平静。15年后，土耳其人在维也纳战败，路易十四没有跨过莱茵河前来相救。土耳其人被打回老家2，但咖啡——“伊斯兰的‘酒’”，却征服了葡萄酒和巴黎。

对咖啡的敌意

真的“征服”了吗？不，咖啡的价格当时太高昂，所以无法真正扩大影响力。只有在马赛才买得到咖啡。每磅咖啡的价格为80法郎。从马赛买咖啡的人要么是富人中的富人，要么就是爱慕虚荣之人。他们有理由为来自土耳其的舶来品支付如此高昂的代价。

喜剧作家莫里哀（Moliére）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反对爱慕虚荣之人。1670年，他创作了一部有关礼仪的喜剧著作《贵人迷》（Bourgeois-Gentilhomme）。创作时，他必须使用温和的语言，只因为这是为宫廷写的。在《贵人迷》中，对咖啡的抨击是本书最大的笑点。苏莱曼作为使者在巴黎待了整整一年，巴黎人对东方的好奇心四处泛滥。于是，莫里哀在作品中让一圈爱恶作剧的土耳其人围着一个小市民跳舞，他们想让他这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普通小民做土耳其的王子。

一些法国人可能从书中知道，“东方的时装”虽然很贵重，但很可笑，至少不可以戴着头巾、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

咖啡在对法国巴洛克式的服装风格有所不满的人那儿声名狼藉，推崇咖啡的人被认为是可笑的。一位内心正直的夫人觉得自己有必要反对咖啡。她不是个说教者，只是一个拥有一颗理智、柔软的心的母亲。她就是塞维尼夫人（de Sévigné）。

她写给远在普罗旺斯的女儿——里尼昂伯爵夫人的信件使用的是最温柔的语言。她擅长细节描写，这是此前的男性作家所著的法国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特征。1676年5月，她在一封信中祝贺她的女儿戒掉了咖啡。她写道：“梅利（de Méri）小姐也将咖啡扫地出门了。在经历了两次这样的争议后，咖啡可能在哪儿都不会受欢迎了。”此外，她还写道，她深信一切令人身体发热、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的饮品都能加快血液循环。淋巴本身的状态与肠的温度关系非常紧密。内部清洁、温泉水，尤其是水果餐比咖啡的效果好。

这当然是经验之谈。塞维尼夫人对咖啡的敌意不同于对潮流服装的敌意，她有这样的敌意是因为她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她写给女儿的话是一位母亲写给女儿的最动听的话：“我的宝贝，你想象一下，我现在双膝下跪，感受着你的感受，泪流满面地恳求你，不要再像上次那样给我写这么长的信。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觉得我是让你虚弱和劳累的元凶，那么孩子，你就把我当作谋杀你的帮凶来审判吧！”里尼昂夫人那时已不再是小孩了，但她的体弱多病一直令她的母亲担忧。所以，1679年11月8日，星期三，塞维尼夫人在信中写道：“我见了杜彻纳（Duchêne）医生，他由衷地喜爱你。我觉得他比其他医生都认真。他很惊讶，你的身体居然瘦弱到了如此地步。他希望你改喝牛奶为吃燕麦糊和喝鸡汤。因为如果你不让自己的血液变得健康起来，后果将非常糟糕。杜彻纳医生也认为，咖啡让血液流动过快，且让血液的温度升高。他说咖啡只对患有黏膜炎和乳房病的人有益，身体瘦弱如你的人绝不能喝。我的女儿，你要知道，咖啡表面上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所有力量不过是一种假象。这股力量来自血液循环的加快。而恰恰相反，你的血液循环应该温和一点。我的女儿，你要记得，杜彻纳医生是出于深厚的友谊才为了你向我说了这么些话……”

咖啡仍然还作药用。至于效果，只能说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医生也无法给出更恰当的解释。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诗人拉辛（Racine）将像咖啡一样陨落。”但这句警告毫无分量。要是他陨落了就好了！伏尔泰（Voltaire）曾指责塞维尼夫人将那句预测写进了信中。但在塞维尼夫人写给女儿的信件中却找不到这句话。看来是伏尔泰弄错了。

塞维尼夫人喜欢戏剧家高乃依（Corneille），所以站在老一辈诗人的阵营中反对年轻的拉辛。她内心柔软，却偏偏喜欢高乃依作品中的顽强不屈和古典主义的强硬。拉辛——这个在苏莱曼来到巴黎三年后便被咖啡俘虏的年轻人让她感到生气。他的创作不选取适合戏剧的古典素材，而是选取来自东方的接近当代的素材：巴雅泽和他的哥哥穆拉德四世（Murad IV）的故事，一个甚至还在进行时的来自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悲剧。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新闻意义的即时素材。为了补救素材的大胆，拉辛用特别激昂的手法对素材进行了处理，但补救失败。这部“土耳其戏剧”于1672年1月5日首演。3月16日，塞维尼夫人在给女儿的信中毫无保留地描写了自己对这部剧的反感，她说剧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美好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不像高乃依写的台词让人战栗”。相反地，主人公冷酷至极，结局令人猝不及防，屠杀莫名其妙。“我们看不到土耳其人的礼仪；他们结婚不用大费周章……”全篇没有提到咖啡。但可能写了这句：“拉辛的作品不会流传很久。我们拭目以待，看我的判断是不是错的。我们的朋友高乃依万岁！”

没有“咖啡”二字！伏尔泰怎么会在80年后指责塞维尼曾说过咖啡和拉辛会以一样的速度消失呢？可以肯定的是，塞维尼夫人对拉辛的好感和对咖啡的好感一样少。但也许伏尔泰的脑子里有一个文字游戏：“高乃依”代表乌鸦，“拉辛”代表根。按照塞维尼的风格，她完全有可能希望乌鸦能把根拔起，顺便把咖啡树也连根拔起。

咖啡馆的起源

在上流社会为了喝或不喝咖啡争执不下的苏莱曼·阿加时代，普通市民压根儿就喝不上咖啡。只有如同宫廷一样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家庭中才有咖啡。巴黎真正的上流阶层是不会去公开场合的。

将这些身份低微的看客变成咖啡消费者的是另一个男人。他与苏莱曼·阿加没有任何相似性，以至于令人不敢相信他也是个东方人。这位“平民版苏莱曼·阿加”名叫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Armenier Pascal），他于1672年在圣日耳曼的市场广场上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它算不上一间真正的咖啡馆，更像一个仿造品，建在一块用于举办博览会的场地上。

那时的广场上每年九月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工商娱三界博览会。博览会集中在九条巷子中进行，有140个摊位展出产品。不仅巴黎人在此汇聚一堂，就连小地方的市民也都蜂拥而至。有博览会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移动的游乐园。在游乐园里，你可以看到矮人和巨人，单峰驼和双峰驼。这里有跨越地域的狂欢、法国人的勤奋、游乐园的欢声笑语和热火朝天的展厅。在这场盛会的中心地带，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搭建了他的咖啡馆，用法语取名为“考法之家”（maison de Caova）。这间用木材和纸板建成的屋子立在那儿，仿佛在问法国人：“要进来吗?”这间咖啡馆忠诚地仿造了帕斯卡尔亲眼所见的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其浓浓的土耳其风吸引了一群又一群的市民。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也付得起咖啡的钱！一杯咖啡只卖三苏3。因为拥有经济头脑的帕斯卡尔认识到，只有把咖啡卖得像葡萄酒一样便宜，才能促进咖啡的消费。为了降低成本，聪明的帕斯卡尔跳过中间商，自己直接从黎凡特地区采购原料。

但帕斯卡尔也错了。他所以为的法国人对咖啡的真正兴趣不过是展会期间的好奇心而已。当他把咖啡馆搬到巴黎市区的“学校码头”4后，他破产了。那些作为游客愿意花费三苏的人在巴黎却对咖啡嗤之以鼻。雪上加霜的是，库存的咖啡原料在缩水。此外，因为追求低价，帕斯卡尔不得不降低咖啡饮料的质量——他在咖啡中掺入了茱萸和橡果。也许是良心不安，这对于他这个知情人而言很艰难。最后，他放弃生意，悄悄搬去了伦敦。

然而，不到五年之后，另一个“阿尔迈尼尔”不顾帕斯卡尔失败的教训，在巴黎做起了同样的生意。他在巴黎的菲卢路上开了一家小小的土耳其咖啡馆。为了提高咖啡的销量，他还兼售烟草。他的名字叫马利班。后来，他曾经的帮手、信奉基督教的波斯人格雷高尔接手了他的生意，马利班自己则搬去了荷兰。

格雷高尔记得，在他的家乡，咖啡与文学密不可分。难道巴黎不是？咖啡豆中一定有某种精神是与艺术家的思想相关的。不如将整间咖啡馆搬去法兰西喜剧院附近？这家剧院可是广袤世界真正的中心，孕育修养和礼仪的地方，比太阳王那与世隔绝的凡尔赛宫可强多了。人们在这里谈论剧本、演员、评论，这里有各种八卦和自我吹嘘，总而言之，这里需要一个“休息室”。于是，格雷高尔连人带店搬到了法兰西喜剧院旁边。人们在戏剧表演期间或表演结束后会到这里聊天。虽然他的“休息室”与剧院没关系，却成了剧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当剧院迁往别处时，格雷高尔也带着他的咖啡馆跟着搬迁。据1689年的记载，这是这里首次出现剧院咖啡馆。

格雷高尔没有破产一事激励了一些人。他从马利班那儿接手的那家老店铺在他搬去剧院旁时，转让给了一个名叫马卡尔（Makar）的老乡。马卡尔这个名字意为“有福的”。但这位马卡尔却没给咖啡带来什么福气，最终他因为过于思念家乡而永远离开了巴黎和法国。他不像他的老乡——八面玲珑的格雷高尔那般有智慧。格雷高尔打入了文学大家的圈子，就像他也是其中一份子一样。他一边卖咖啡，一边与布瓦洛的学生讨论戏剧结构中的“地点一致”原则，谈论拉辛和高乃依。而远离剧院的马卡尔没有这样的顾客群。后来一个被人称作“纨绔子弟”的佛兰德人接手了他的店铺。

直到1700年，都没有太多巴黎人以煮咖啡或卖咖啡为生。这一行依然没有本地化。咖啡与文学的亲密、与“老学究”们的友谊还不足以让咖啡馆变成土生土长、真正属于法国的东西。这个国家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文学大国（这一天已经不远了），然后咖啡才能成为法国人的主要饮品。

1690年，一个瘸腿的矮个子男人来到巴黎。他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来自当时受土耳其人管辖的克里特岛，因为大家都叫他“克里特人”。他太穷了，所以没有钱开咖啡馆，最后却逆袭成功。开不起咖啡馆的他经营起了一种新的买卖——挨户兜售热咖啡。他快步穿过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售卖咖啡。他腰间系着的洁白餐布让人看着很有好感，因为他的手毕竟是棕色的。他拎着一个小灶，灶上放着一个咖啡壶，挨家挨户地敲门。他还用希腊语唱着一首歌，大意为：

哦，饮料，我爱的饮料！

统治吧！唯一的霸主！

将酒徒争取过来吧！

你比葡萄酒更让人快乐！

只需两苏，他会给你倒满递过来的三个杯子。然后继续快步一瘸一拐地给其他人送去快乐。就这样，这种黑色饮料带着油味的香气飘进了家家户户。

也有人模仿“克里特人”，比如黎凡特人约瑟夫。尽管如此，这种像早上卖面包一样送货上门的模式很快又过时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咖啡的下一个未来不在被四面墙阻隔的居民的家中，而是在开阔的公众场合。

因为1700年前后，人们对“公众”有了新的理解，对演讲和批评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巴黎人终于显现了日耳曼—法兰克的特质。他们开始像其他罗马人——比如米兰人、那不勒斯人和马赛人一样，喜欢走上大街和广场，而且不仅仅在庆祝年度市场节期间。巴黎人发现“公众”是“日需品”，而咖啡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心墙。大街上的演讲虽然还远远不足以对国家或经商产生影响，却能鼓舞人心。一个新的世纪就要来了。在这个世纪末，人们发现了“公民自由”这片新大陆。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巴黎第一家真正现代化的咖啡馆于1702年应运而生。这家“普寇咖啡馆（Café Procope）”由来自巴勒莫的一个小个子贵族、意大利人普罗可皮尤·迪·可泰利（Procopio di Coltelli）创办。他像所有来自海滨城市的人一样，早于巴黎人或维也纳人很久就认识了咖啡。命运的打击让他变得穷困潦倒，22岁的他开始在巴黎给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的咖啡馆做服务员。三年后，他与巴黎人玛格丽特·克鲁安结婚，并照那时的惯例跟他伟大的妻子生了八个孩子。1679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他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又与她生下四个孩子。

在为法国的人口做了如此大的贡献（并以此战胜了马赛人对他的一切中伤）以后，他抹去了自己外地人的出身，并放弃可泰利这个名字，为自己改了个法语名叫库托（Couteau）。

不久之后，他还在名字前加上了“咖啡大师”几个字，并于1702年买下了法兰西喜剧院对面的那间大咖啡馆。

事实上，18世纪所有的咖啡馆都是以这家“普寇咖啡馆”为雏形的。库托成功的基础在于他摒弃了夸张的土耳其装修。他的座右铭是“巴黎属于巴黎人”。无需客人们以感觉和地域差异等借口绕着弯子向他建议，他自觉他给客人们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他在咖啡馆里布置了镜子、水晶灯和大理石餐桌。尤其是他除了卖咖啡外还供应巧克力、利口酒、鸡蛋、蛋糕、冷饮和甜食，为咖啡保驾护航。他创办的咖啡馆已经接近我们今天的甜品店，但这种模式的咖啡馆很快又被淘汰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咖啡馆是第一家纯正的欧洲咖啡馆，是整个法国的咖啡馆的发源地——阿贝·加利亚尼（Abbé Galiani）在《欧洲的咖啡馆》（Le Cafe de l’Europa）中证明了这点。

1.里弗尔，Livre，法国的古代货币单位名称之一。又译作“锂”“法镑”，1里弗尔合20苏。——译者注

2.德国历史学家兰克（Ranke）认为，路易十四之所以没有对土耳其人施以援手，原因在于国王希望土耳其人能够突进到莱茵河畔，突破斯特拉斯堡，然后他再率军进攻土耳其军队，成为德国的救主，并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3.苏是法国以前用的一种低价值的硬币。——译者注

4.巴黎过去的一个老码头，法语名为“Quai de L’école”，该码头现已不存在。——译者注

来源：《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作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 翻译：陈琴、俞珊珊 版权：本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kaweh.net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