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起步

预感自己时日不多时，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维找来一位公证人，并向他展示了一颗咖啡豆。他用指头轻轻指着这颗豆子，宛若爱不释手的宝物，微笑着说：“这是幸福和思想的源泉。”他在遗嘱中将他实验室里最珍贵的宝贝——56磅咖啡豆赠予了伦敦医生协会，同时还要求医生们每个月都要在他去世那个日期聚会一次，直到这些咖啡被消耗殆尽。56磅咖啡而已！这也证明了那时人们小口抿咖啡的习惯，就像他们喝的是溶在水里的珍珠。人们主要还是把它当成灵丹妙药，而事实也是如此。

哈维也许做梦也没想到，在他去世20年后，整个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他从未想过，原本从威尼斯弄来的美味的咖啡不久以后就被大量地装在船舱里，运到英格兰的各个港口。如此场景绝对超乎他的想象。

但即使对于我们而言，也很难想象英格兰人坐在咖啡馆喝咖啡的场景，因为英格兰是茶的国度。装在瓷杯中的那一汪小小的、清澈的、金红色的湖水是英格兰人的象征。茶是属于英格兰人的，就像葡萄酒是属于古希腊人的，咖啡起初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后来又是属于法国人的一样。但历史并非向来如此。1680～1730年期间，整整半个世纪，伦敦是咖啡最大的消费者。茶是后来才出现的。1650年前后，英国人的身体陷入了一种慢性病状态，看起来只有大剂量的黄嘌呤才能改变和治愈这种症状。酗酒的恶习席卷了英国从上至下的所有阶级。血腥的内战让人们希望用昏沉度日来掩盖战争的残忍。一张巨大的酒馆网不仅罩住了伦敦，还罩住了整个英格兰。人们不知道是否哪天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之间会不会又为了争夺统治权而硝烟再起。人们需要酒精的麻醉，需要“酒池肉林”。靠了岸的水手们想忘却航行中的痛苦和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永无休止的拍浪声。酒馆甚至直接开到了锚地边上。整片陆地就是一个大型酒馆，一个红得像火的无底洞，人们坐在湿漉漉的酒桶上，各种暴力冲突一触即发，有些酒瓶成为了武器。

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没有任何作家像莎士比亚一样描述过这般野蛮的酗酒场景。莎士比亚写了，因为他亲眼见过。他与每块肌肉都来自公牛肉、每口呼吸都是酒精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除了福斯塔夫，我们在他笔下的很多其他人物身上也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恐惧：如此强壮的公牛竟然也会自燃而亡，竟然会在由朗姆酒、杜松子酒和烧酒燃起的蓝色火焰中分崩离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高大、滑稽的偷猎者和吹牛王们或许喝着葡萄酒甚至香槟，但他们的原型只在葡萄酒或香槟不是太贵的时候才喝。虽然那些恣情纵酒的来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有足够的财力喝最好的酒，但莎士比亚也认识许多穷光蛋，比如巴尔多夫和皮斯托尔的原型，他们喝的是别的饮料。正如布兰德斯（Brandes）所说：“英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拥有的饮料品种有如此之多，今后也不会有任何时期能超越现在。这里有艾尔啤酒和其他种类的高浓度或低浓度啤酒，有三种类型的蜂蜜酒：原味蜂蜜酒、香料蜜酒和淡蜜酒，每种都添加了植物香料。光是蜂蜜白酒中就添加了迷迭香、百里香、野蔷薇、薄荷、独行菜、龙牙草、矮牵牛、小米草、风铃草、冬青根、苦艾、柽柳和虎耳草等十几种香料。”酒精在这些丰富的香料中发酵出了最耽于享乐的文化。所有人的脑中和肚中都装满了放纵无度。除此之外，人们的味觉盛宴上还有昂贵的进口佳酿：56种法国红酒和36种西班牙红酒，这其中还不包括进口的葡萄牙和意大利红酒。这些红酒原产国的国民反而没有人有酗酒的习惯，只有漂洋过海到了别的国度才令人醉生梦死。

在这个时代，雅戈在《奥赛罗》中可以放心大胆地说：“这首酒的赞歌是我在诞生真正的喝酒高手的英国学的：你们丹麦人、德国人、大肚子的荷兰人——来，干杯！——都完全不是英国人的对手。”卡西欧紧接着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答道：“英国人吗？他能轻易将丹麦人喝趴在桌子底下，不费吹灰之力让德国人服输，还能让荷兰人不到第二瓶酒就开始呕吐。”

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现在迎来了咖啡。起初作为药品（它的气味闻起来也很像草药，且适合放在带有标记着“咖啡·阿拉伯”字样瓷牌的弧形木盒中保存），直到世界最著名的医生之一沃尔特·拉姆齐（Walther Rumsey）发现了它的主要特征。沃尔特·拉姆齐是哈维的学生，也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学生。他说咖啡可以“治愈酗酒者”。他为对此进行说明的章节起了一个高辨识度的名字：“咖啡实验”。喝咖啡曾是一种健康实验。咖啡能在英国起步，完全得益于医学在英国卓越的影响力（与法国情况相反）以及最优秀的英国人对科学的理性的信仰。医生们认为咖啡对于控制可怕的酒瘾必不可少。每个英国人骨子里都有清教徒式的理想，突然被唤醒的英国民众对医生们言听计从。

爱德华·颇寇克（Edward Pococke）、斯洛恩医生（Dr. Sloane），尤其是著名的拉德克里夫（Radcliffe）甚至宣称咖啡是万能药。早上空腹喝咖啡有助于治疗肺结核、眼结膜炎和水肿，它还能治疗痛风和坏血病，水痘就更不用说了……但有一个奇怪的告诫说明了人们那时有多么谨小慎微（和多么无知）：勿将咖啡与牛奶同饮，否则有患麻风病的危险。现代的伦敦与古时的阿拉伯一样迷信表面所见——就像咖啡豆看起来像羊粪一样，灰白色的牛奶加咖啡看起来像皮疹。

“咖啡老哥”就这样抵达伦敦，与它初到巴黎时的境遇完全不同。法国人的体质已经够热了，医生们担心咖啡会让体内热气更重。而英国人体质寒，血液循环较慢。在咖啡到来之前只能借助酒精暖身。现在，人们有其他的暖身方式了。许多人性格忧郁，许多人易怒，还有许多人二者兼而有之。咖啡像每天都来拜访的客人一样陪伴在这些人的左右，长达半世纪之久。虽然只是一种平民饮料，但它却像一个皮肤黝黑的高贵的清教徒，戴着一顶荷兰的宽边软呢帽出现，穿着以拉夫领和洁白的硬袖口作装饰的贵族服饰。有时，这位老哥还带着一个小陶制烟斗来访。在法国，咖啡让失眠的人更失眠，风趣的人更风趣，而在伦敦，它有着令人警醒的魔力，就像对世人进行谆谆教诲的牧师：“不要忘记你们基督徒的身份”“总是要清醒地走进教堂”“尊敬的绅士们，刀应该摆放在盘子旁边，而不是插入邻座的胸膛”。

遭遇拦路虎

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经历了巴黎的破产后，悄无声息地搬到了伦敦，在这里，他竟然遇到了一个与他同名的对手：希腊人帕斯卡尔·罗塞（Pascal Rosea）。他原名叫格拉艾科-韦内齐亚纳（Graeko-Venezianer），因为他来自拉古萨（今属克罗地亚），中世纪时受过圣马可之狮利爪攻击的地方。伦敦商人丹尼尔·爱德华（Daniel Edward）曾乘船去过土耳其的士麦那（即今天的伊兹米尔）。在返程中，他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拉古萨下船时，遇见了头戴希腊小帽卖咖啡的帕斯卡尔。在士麦那，每个安纳托利亚的居民都会煮咖啡，这在爱德华看来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越靠近英国，这就越少见。因此，他从位于黎凡特—希腊地区边界的拉古萨带上了帕斯卡尔·罗塞。他雇用帕斯卡尔做他的佣人，以后每天早上为他煮咖啡。“这一全新的习惯吸引了许多朋友来拜访爱德华，”纂史人安德森（Anderson）在《商业史》（History of Commerce）中写道，“以至于他一直到近下午时分都得忙于跟客人们聊天，满足大批访客的好奇心。”咖啡确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让每个认识它的人爆发强烈的说话欲望。因为不胜其烦，所以爱德华后来为帕斯卡尔建了一间开放的小木屋，让他在那儿用咖啡来招待客人，而不用自己亲自到场。这种“黑色的令人喋喋不休的饮料”在帕斯卡尔的手上从小木屋转移到了一间咖啡馆。英国首家咖啡馆就这样在科恩希尔大街上开张了，就在圣迈克尔教堂的对面，可谓毗邻最虔诚的地方。他的广告词可以是“英国第一口公开烹制和出售的美味咖啡，由帕斯卡尔·罗塞为您提供”。

但帕斯卡尔没有料到自己会遇到强劲的拦路虎。一位巨人、所有北欧国家的霸主——啤酒杀了出来。商人和酿酒工人可不想因为豆大一粒、弱不禁风、散发着女性香水味儿的咖啡豆让自己的啤酒花和麦芽发霉腐烂。于是，他们首先向市长告发帕斯卡尔“不是一位自由民”。他们质疑，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国人可以打压本地产业了呢？市长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派自己的马车夫波曼去做帕斯卡尔的合伙人。对这一处理结果并不满意的酿酒工要求，必须对这个新兴行业征收特别高额的税。此后，帕斯卡尔不得不缴纳6000便士的税，但即使如此，他最终也没能逃脱被逼走的命运。

波曼被迫在他的咖啡馆里兼售啤酒。尽管如此，咖啡的成功仍然有目共睹。所以，舰队大街上的一位理发师詹姆斯·法尔也开始采购咖啡豆，然后售卖咖啡。于是，他成了众矢之的、酿酒工们积攒的怒气的发泄口。他们将他告上了公堂。“我们在此控告身为理发师的詹姆斯·法尔烹制和售卖一种被称为‘咖啡’的饮料，控告他因此制造难闻的气味，给邻居造成困扰；还有，整天甚至整夜在壁炉和房间里燃烧明火，给周围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和深深的恐惧。”

虽然酿酒工人对他进行了如此卑鄙的控告，但法尔的咖啡馆却恰恰逃过了1666年烧毁旧伦敦的全城特大火灾。

考文特花园附近的剧院区咖啡馆林立，其中有些咖啡馆还颇负盛名，如巴腾咖啡馆、加拉韦咖啡馆、威尔咖啡馆和汤姆咖啡馆。这里成为了上流社会的聚集地，商人、法学家、医生和议员们意气风发地在此相聚。整个国家的灵魂人物戴着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假发相聚于此，想从咖啡中获得智慧和清醒。

至此，啤酒之神甘布里努斯不得不表现出满意的样子。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负责婚姻、生育和关爱的朱诺女神却又挑起了争端——只要咖啡在哪儿出现，诸如此类的争端就一定如影随形。她对另外一个女神，即维纳斯女神曾在马赛遭遇的失败感到不满，于是在伦敦女性中挑起了对刚进入伦敦的黑色饮料的强烈抗议。1674年，这些夜里被丈夫轻蔑地扔在一旁的女人就已经强烈抗议过她们被无视的遭遇：她们控告咖啡让自己的丈夫丧失了生育能力，就像这种带来厄运的浆果所生长的荒漠地区一样；她们强大祖先的后代会像猴子和猪一样慢慢消失……

男士们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回应了女性们对咖啡的仇视，该文用于“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护，为喝咖啡这一良好习惯辩护，以及反驳一篇危言耸听的抨击文章对咖啡的污蔑”。

男士们取得了最终胜利。伦敦已婚女性对咖啡太过极端的控诉让她们的行为丧失了公众的同情。

但朱诺女神也被击退了：声称咖啡毁掉家庭和生意的控告套上各种各样的伪装层出不穷。称“出入咖啡馆让男性不务正业”的说法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控诉。一张传单上写着：“咖啡馆是性欲的大敌。一些以前处事认真、前程似锦的绅士和商人去了咖啡馆以后就不如从前了。为了见朋友，他们在那儿虚度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朋友又带上其他朋友，他们就要荒废工作中的六七小时甚至八个小时……”

这样的控诉更像无理取闹，但因被咖啡抢走信众而损失惨重的啤酒神甘布里努斯也时不时地杀个回马枪。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国民经济学家。他借一名经济学教师的嘴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咖啡馆的存在阻碍了大麦、麦芽和小麦等国产产品的销售。佃农的生活因此被毁，因为他们的粮食卖不出去。地主的生活也随之被毁，因为佃农付不起租金。”

尽管如此，咖啡仍毫不动摇地在为英国人提神的道路上昂首阔步，直到它遭遇了众神之首朱庇特和世间万物的政治秩序。众所周知，在咖啡的传奇史中，历史总是一再重演：正如麦加总督克哈伊尔-贝格曾打击过喝咖啡之风，因为它使人政治化一样，咖啡馆在伦敦也遭遇了流言蜚语的中伤，人们说它们事实上是政治俱乐部的所在。一份申诉书中以妻子般的口吻写道：“这是怎样的一场传染病啊！普普通通的手工业者整日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政治，放着可怜的孩子在家里嗷嗷待哺。如果生意失败，他们自己将被送进监狱或被迫服兵役。”

但也不是所有言论都是诽谤。咖啡馆确实是政治阴谋的集合地。政党政治活动的热闹最终将偶然走进咖啡馆的无组织、无敌意的客人都变得不重要了。圣詹姆斯咖啡馆和士麦那咖啡馆是崇尚民主的辉格党员的大本营， 托利党的议员们（他们今天绝不会走进任何一间咖啡馆）也聚居在咖啡馆里。针锋相对的国会议员们在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上却是统一的，正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中所写的：

……咖啡赋予政客智慧，

让他们看清楚，黑夜掩盖了什么。

咖啡馆里“思想机器”运转不停，这对于政府而言是不可控制、不受欢迎的。因此，政府通过一纸声明宣布关停咖啡馆。距1676年新年还有两天时，伦敦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总检察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要求关闭所有咖啡馆的呼吁书，“因为人们在咖啡馆里散播的流言蜚语给陛下领导的政府和整个国家造成了困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个变得清醒的国家所拥有的力量。所有党派突然之间联合起来对抗这一“反人性的非法行为”。咖啡馆曾是议会党派的聚集点，同时也是他们的宣传厅，怎么能就此放弃它们呢？伦敦的抗议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麦考莱（Macaulay）说：“全世界都起来反抗了。”

不过几日，当权者就不得不让步。在咖啡馆所有者承诺不再允许文章、书籍和传单进入咖啡馆，以及不再允许客人发表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后，政府重新开放了咖啡馆。于是，人们又可以毫无阻碍地公开享用咖啡了。

咖啡馆里的文学家

在所有英国人都喝茶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咖啡和咖啡馆在1700年前后给英国文学造成了何等的影响。巴洛克早期，英国文学中还完全没有辩证法，没有浪漫主义文学的轻松而又尖锐的两人对话。法国作家的一页纸上就可以上演一场你来我往的精彩对话，而英国作家需要三页纸。咖啡点燃了与英国国民性格不符的交谈热情。过去，每个作家都喜欢毫不考虑读者的感受，写看不到尽头的独白，而且他们还不喜欢在其中巧妙地插入即使短小的对话。如哈劳德·罗斯（Harold Routh）在《剑桥历史》（Cambridge History）中所记载的，英国文学不分段的冗长风格如此令人讨厌，以至于学术界都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没有咖啡馆的出现，所有的反对都没有任何效果。

在作品中滔滔不绝的作家在社交活动中往往是不合群的沉默者。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在1871年出版的《英国纪事》（Englische Aufzeichnungen）中描述了一群很有文化素养的人：“他们会思考，写过文章，能言善辩……但说话让他们感到不适。他们在家里接待宾客，参与慷慨激昂的谈话和辩论，自己却一言不发。不是因为他们不注意聆听，感到无聊或分神了，而是因为他们只要听就够了。一旦有人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会礼貌地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经验。回应完，马上又回归沉默，而且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人们只会说，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

咖啡在人为改变英国人的本性方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沉默寡言的英国人惯于通过冗长的文学进行孤独的独白。咖啡摧毁了这种孤独，也减少了孤立无援的学者们思想中的偏执。哈劳德·罗斯写道：“对话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起着神秘的作用。一个在对话中通过思想交流完善其精神世界的人，比一个只通过阅读滋养其精神的人更为灵活和敏捷。他会使用更短促有力的句子，因为人的耳朵不像眼睛那样能理解长句……中产阶级就这样开始完成自我教育。咖啡馆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交流和形成公众意见的渠道。他们不自觉地组成了联盟，可以说是为了传播新的人文主义。而且，只有在这些聚集点，作家才能接触到这个时代的思想。”

因此，英国1700年左右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咖啡馆的常客和咖啡的爱好者。德莱顿（Dryden）、康格里夫（Congreve）、爱迪生（Addison）、斯威夫特（Swift）、斯蒂尔（Steele）、蒲柏（Pope）、约翰·菲利普（John Phillip）、佩皮斯（Pepys）和阿布斯诺特（Arbuthnot）都是咖啡馆的常驻客人。德莱顿在那儿写信，他在威尔咖啡馆像在家一样，所以把生意上的伙伴和出版商都约在那儿见面。“今天下午到咖啡馆来找我”就是他发出的邀请。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如是描述过德莱顿和他在威尔咖啡馆的日常生活：“德莱顿的单人沙发冬天从未离开过火炉，夏天就被搬到阳台上——这位易于满足的诗人就把这称为他的冬季和夏季。他在这儿评书论人，身边围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崇拜者……”

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说：“德莱顿每晚都坐在威尔咖啡馆，发表他对诗歌及其相关的见解。那里就是他的主场，与70年前在密特拉酒馆挥舞权杖的本·琼森一模一样。”但是这两个时代的产物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啤酒和人们加入鸡蛋、肉豆蔻和桂皮酿造的起泡酒做主的时代所孕育的诗歌文化不同于美味、神奇的咖啡——讽刺文学家的饮料所孕育的，莎士比亚的诗歌不再流行。英国文学的法兰西时代开启了。对话中的野蛮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尖锐的辩证法和极致的优雅。文学和政治仇敌不会再被溺死在“马里瓦亚葡萄酒桶”中（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两个杀人凶手将年轻的克拉伦斯公爵拖至这样一个酒桶中），而是被溺死在咖啡里。

德莱顿用独一无二的方式划分思想界，区分良莠。他谈论和批判在陆地上——这里的“陆地”指的只是法国，英国不过是地处边缘的化外之地——发生的一切事情。拉辛的最新悲剧、布瓦洛的金科玉律以及佩罗（Perrault）推荐使用现代素材的建议是否有其道理，德莱顿的评论就是权威。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曾如此描述：“他的学生们战战兢兢地坐在那儿，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很羞怯。如果见解获得德莱顿的认可，他们事后会去庆祝……”从所有迹象来看，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咖啡并没有让“所有人千人一面”。他们依然是典型的英国人：等级观念森严；虽有一定程度的随性，但依旧注重体面，严守礼仪。

他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野蛮也未被改变。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有时会用决斗的方式报复损害自己名誉的人。但德莱顿没有收到决斗的战书，而是在一天夜里从咖啡馆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罗切斯特伯爵（Rochecster）的偷袭。这位伯爵的文学造诣不如德莱顿，且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所以伯爵命仆人伪装成强盗，将这位成就高过他的文学家殴打至生命垂危。

伦敦的老咖啡馆与我们通常想象的完全不同。土耳其咖啡馆、法国咖啡馆和奥地利咖啡馆都被发扬光大（直至今日，世界各地都还能见到东方的、巴黎的和维也纳的咖啡馆，还有一些由它们改良而来的咖啡馆），而伦敦咖啡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什么？因为这些咖啡馆的布置——不可复制的舒适和野蛮的结合是如此英式，以至于咖啡这种非英式的东西无法在这里长久维持。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爱德华·沃德（Edward Ward）充满讽刺的描写中看到：“‘来啊，进来’，我的朋友说，‘我给你看看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因为你是新来这座城市的，所以你在这儿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消遣……’正当他说着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了这家最知名的咖啡馆门口。入口很暗，我们差点被绊了个趔趄。爬了几层楼梯后便进入了一间装修老气的大房间。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像一群在破旧的奶酪储藏室上蹿下跳的老鼠。有人离开，有人进来，有人奋笔疾书，有人闲聊，有人喝着东西，有人抽着烟，还有人在争吵——整个房间充斥着浓浓的烟臭味儿，就像海军中士的舱房一样。在一张长桌的角落上，靠近椅子的地方，摆放着一本《圣经》，旁边放着几只石杯，几个荷兰烟斗，壁炉架上燃着一团小小的火焰，火上悬着一把大大的咖啡壶。在瓶瓶罐罐和一张面部美白广告的包围中，一个小书架上张贴着议会颁发的禁止喝咖啡、宣誓和咒骂的指令。墙上挂着金色的框架，就像铁匠坊的墙面上挂着马蹄铁。框架里装着各色宝贝：护肤佳品五月露、金黄色的万灵药、明星药丸、护发水、水鼻烟、护肤油、由咖啡渣制成的牙粉、焦糖和止咳糖——这些都如教皇般不可或缺。它们有利于缓解忧虑，可治愈一切不适。若非我的朋友告诉我这儿是咖啡馆，我差点要以为整间房是市场上叫卖的商贩和江湖庸医的诊室了……在咖啡馆坐着四处观察了这么久，我自己也有了来一小杯咖啡的兴致。”

读到这里，我们马上可以感受到，这间房里有样东西在本质上无法融入周遭的环境，那就是咖啡。难道黑啤和艾尔啤酒不是与这些家具更为般配吗？此情此景就是一部讽刺剧——当然，并非所有房间的风格都如此庸俗。但是，咖啡与它们总是格格不入的。既然如此，为何英国人还出入咖啡馆50年之久？很多人出于需求，更多人出于跟风。突然有一天，喝咖啡不再时髦，人们的兴趣也就随之消失了。1730年，英国的“咖啡热”就突然消失了，像它出现时一样毫无预兆。

来自东方的继承者

但继承“咖啡老哥”遗产的不是酒，而是咖啡的一个远道而来的表亲，也是黄嘌呤魔法家族的一员——神奇的中国茶。

我们不应忘记，咖啡将英国人和整个国家从酒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但它一直都是个“外人”。它让英国人变得喜怒形于言表，思维更为敏锐，但这些无法长期保留在英国人的性格之中。

英国有句谚语叫“家是我的城堡”。由于英国人的这个愿望以及他们对家庭的依赖，咖啡将英国人踢出了局。咖啡不是家庭饮料。它令人健谈、爱争辩，虽然是以比较有修养的方式；它赋予人分析和批判精神。你从它身上可以得到一切，除了坐在壁炉旁看火花四溅，等柴火慢慢熄灭的“惬意”。

有种沉迷叫沉迷于清醒，有种沉迷叫沉醉。咖啡其实两种沉迷都不创造。它确实令人清醒，但这清醒来得如同奔腾的千军万马。而茶代表宁静，佛教的不语。它是寡言少语之人的饮料，所以它是英国人的饮料。

早在茶碱和咖啡因的化学性质于九世纪被发现之前，关于它们的传说就已经存在了。在茶的传说中，最开始流传的也是它如何令人清醒的传说——茶诞生于一个需要黄嘌呤的民族。

佛教徒达摩（Dharma）——南天竺国的王子乘船至中国传播佛学。他一直以天为盖，以地为庐，清修苦行，仅以树叶为食。他尝试不眠不休，在星空下使清醒的灵魂与对佛的仰望合为一体，这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但身体的本能强过他的意志，困意战胜了虔诚仰望的他。

醒来后，达摩为自己意志的薄弱懊悔不已。同时，他还非常憎恨自己的眼皮，恨它们背叛了自己，挡住了自己仰望佛的目光。为了从此以后双眼不再合上，他撕掉了自己的眼皮。第二天，他又重回昨日的痛苦之地，看见被他丢弃的再无半点血色的眼皮竟然在地里生了根——这是茶树发了芽。达摩对如此神迹赞美不已。他将两片茶叶放于双眼之上，便看见自己长出新的眼皮；他用嘴唇碰了碰这棵植物，便感受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很快转化成为无声的喜悦和坚定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常用热水泡茶叶喝，并且将泡茶术教给他的信众，好让他们也能不知疲倦、矢志不渝地接受佛的考验。

从此以后，东亚人便形容茶“如达摩的眼皮般轻薄和警觉”。多么妙不可言的传说啊！茶让人清醒，但也让人清瘦。咖啡更热情，更浓烈，不那么清心寡欲，无论从冲泡方法上还是效果上。茶像佛陀般无欲无求，咖啡则像穆罕默德般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两种宗教学说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东亚和西南亚之间的本质区别，造就了这两种最受欢迎的饮料之间的差别。但没有任何一种不满足人内心深处需求的饮料能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人们只需要对他们有益的东西。阿拉伯人喝咖啡，因为咖啡让他们更像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喝茶，因为茶让他们回归本真。茶将东亚人锤炼成了真实、警惕、身材苗条、充满力量而又不张扬之人。

咖啡黑若陨铁，鲜有视觉效果，但茶宝石般晶莹剔透，只一眼便让人心旷神怡。咖啡的香气带人进入心灵的冒险，茶的香气让人凝神静气。这两种饮料在人们的口腔中演奏着各自的交响曲。可惜我们没有舌头所经历的音乐盛宴的乐谱，否则我们也能阅读它所尝到的味道。

无论咖啡中还是茶中的黄嘌呤，对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和血管的影响别无差异，但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影响却有明显的差别。日本作家冈仓在“液体琥珀中感受孔子的高深和老子的道”时往茶杯里看去，看到了一道绝美的风景：“芬芳的茶叶就像晴朗天空中的一片云朵，又像静静漂浮在翠绿色河面上的一朵睡莲。”喝茶之人不由自主地变得可爱、有礼貌、善良。喝到第四杯你就会出汗，生活中所有的不快都随之经毛孔挥发，第五杯帮你清洁身体，第六杯带你进入天国之境，到第七杯的时候，你甚至能感受到天国的风灌满衣袖……这是咖啡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谦谦君子般的茶征服了过去几个世纪所有商路遍布各地的民族：中国人、俄罗斯人、英国人。茶难道不是最忠诚的伙伴吗？它难道不是在或严寒或酷暑的草原行走时最好的守卫吗？对于西藏人而言，茶就是气。藏民走一小段路便走不动了，除非喝上一杯茶。在去珠穆朗玛峰考察的途中，英国军官弗朗西斯·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问一个年轻的藏民距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三杯茶”，他答道。三杯茶恰好等于八公里。除了是长度单位，茶对游牧民而言还是代替银子的货币。总而言之，它不可或缺，神圣，珍贵。

英国人与这位值得信赖的伙伴密不可分。200年来，茶一直是他们灵魂的基石，也是他们强大帝国的基石。茶叶之所以能将咖啡挤出市场，在1730年前后也有贸易政策上的原因。在18世纪3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间，英国占领了印度。因此，英国成为了茶的国度。因为印度成为了英属殖民地，所以茶叶也算生长在大英帝国，就像生长在伦敦附近的啤酒花一样。

咖啡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英国既没占领阿拉伯，又没垄断埃及境内黎凡特地区的贸易，咖啡没有像茶一样成为“国饮”。这就是法国人对咖啡忠心不二，而英国人却突然之间抛弃咖啡的原因（但绝非唯一的原因）。法国人在远东屈服于英国人的次数越多，他们对茶的喜爱就越少。1766年，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量达到了600万磅，对法国的却只有200万磅。

从此以后，巴黎和法国与来自阿拉伯的馈赠形影不离，伦敦则沉迷于来自中国的黄皮肤的温柔女神。

来源：《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作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 翻译：陈琴、俞珊珊 版权：本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kaweh.net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