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之前，竟然有一间咖啡馆，在同一年曾是希特勒及托洛斯基流连之处，而弗洛伊德常到的咖啡馆就只在几街之隔。1913年维也纳一个小区内 ，曾滋养着这几个改变20世纪思潮及发展的人物。咖啡馆在一个小区内担当什么角色？

“我当时坐在桌子旁。敲门声过后，门敞开，一个陌生男人走进。他的眼内没有半点友善。”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Trotsky）曾这样写。文中的男人正是前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Stalin）。

191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始。原来，当年斯大林、托洛斯基、后来在南斯拉夫成为总统的狄托（Josip Tito）、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Freud）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纳税党领袖的希特勒（Hitler）都曾同时住在维也纳。

当时24岁的希特勒，还在维也纳追逐他的艺术梦——被Vienna Academy of Fine Arts两次拒绝后，在多瑙河附近一家廉价旅馆暂居。闲时，他到访内城区绅士街（Herrengasse）Café Central，跟托洛斯基一样。

Café Central于1876年启业，在19世纪末已成为维也纳知识分子的聚脚地，顾客最喜欢糕点、报纸、棋盘及各式各样的讨论。同区咫尺之内的Café Landtmann则是弗洛伊德及作曲家马勒（Mahler）之选。

1913的维也纳：种族多元　文化汇聚

1913年的维也纳，是当时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的首都。当时的奥匈种族相当多元——首都只有少于200万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四分之一人口来自波希米亚等地。奥匈内也有大量斯洛伐克、波兰、鸟克兰、克罗地亚等不同种族。

奥地利月报《Vienna Review》 的主编Dardis McNamee说：“当时奥匈官员给予指令时，除了德语，得加上11种其他语言的翻译。虽不可说是个大熔炉，但当时的维也纳有她自己的文化氛围，吸引各地不同有志之士前往。”

异见人士的容身之所

这种交集反过来丰富了维也纳独特的文化现象：维也纳式咖啡馆。

研究历史及外交政策的Charles Emmerson指出，由于维也纳政府不算强势，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逃亡者都能在维也纳存活：“如果你想在欧洲找一个地方隐藏，又想认识其他有趣的人，维也纳便是个好地方。”

在本身已拥多元文化的维也纳，咖啡馆便成为不同思想及文化激荡的场所：“咖啡文化及咖啡馆内的辩论和讨论，是维也纳生活的一部分。维也纳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很小，大家都互相认识。这滋长了很多跨文化的交流。”

Dardis MacNamee说：“咖啡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人都去。在西方思想中，不同学科的界线分明，但在咖啡馆内，不同学科及兴趣都得以汇集切磋，学科间的分野都变得模糊了。”

曾活在同一区的希特勒、弗洛伊德等人有没有在咖啡馆内碰过面，没有人知道。不过英国就有编剧写出”Dr. Freud Will See You Now, Mrs. Hitler”，于2007年在BBC电台上广播，故事幻想如果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儿童精神科诊所诊治过希特勒，历史会如何改写。

滋养创意、蕴酿启蒙运动？

早在17、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已是平民百姓以至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的聚脚地。当时的社会仍未有报纸，资讯不流通，去咖啡馆便是“八卦”、获得新资讯的途径。历史学家常常将英式咖啡馆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连系，因为他们学府以外，提供一个另类的、跟新旧人碰面、倾谈共同关心的话题、甚至辩论的场所。

知识分子流连过的咖啡店很多日后都变旅游热点。其中一间最有名气的便是位于巴黎左岸的Café de Flore。1930年代，因法国诗人及剧作家Jacques Prévert常在Flore内跟异见人士及超现实主义作家见面，令Flore声名渐噪。二战时期，Flore则成为法国影圈及剧场招揽新人之地。据闻，作家沙特及西蒙波娃都曾在Flore写作。

另一间左岸咖啡店Café de la Mairie则是很多大文豪如费兹杰罗（Fitzferald）、 海明威（Hemingway）的宠儿。

不过，亦有研究指出，所谓咖啡店蕴酿的启蒙及各项政治运动，或许不过是体现了城市化的影响。

来源：香港01社区 撰稿：吕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