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至19世纪20年代，葡萄牙对巴西进行了长达300余年的殖民统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对巴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单一产品制和大地产制成为制约近代巴西经济发展的羁绊。由于独立运动的不彻底性，在独立后的一百年间，巴西仍旧沿着殖民地时期的路径，发展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商品经济，促成了19世纪咖啡经济的畸形繁荣。“咖啡王国”巴西一方面享受着咖啡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也饱受其弊病之苦。

殖民者推行单一产品制

15世纪，为了打破意大利人的商业垄断，通过水路与传说中的东方建立直接贸易，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航路，继而进行殖民扩张。1500年4月，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意外抵达今巴西东北部巴伊亚海岸的塞古罗港，宣布其归葡萄牙所有。从此，葡萄牙开始了对巴西的殖民统治。

在征服美洲时期，欧洲正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殖民者根据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在殖民地推行单一产品制，专门生产一种或几种初级产品，实行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和垄断政策，将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葡萄牙将单一产品制推广至巴西，依照出口产品的兴盛顺序，巴西先后经历了红木、蔗糖、矿业三个经济周期。

红木经济始于16世纪初。作为当时制造红色染料的重要原料，红木（brasil）非常稀有且价值不菲，被誉为“绿色金子”，巴西的国名正源于此。在欧洲纺织业的刺激下，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疯狂采伐红木，垄断红木贸易。到16世纪末，每年约有100条船满载红木从巴西前往葡萄牙。在两个世纪中，葡萄牙殖民者砍伐了约5000万株红木，过度开采导致巴西红木资源几近枯竭。至18世纪，红木经济陷入衰败。

蔗糖经济周期大致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1502年，第一批甘蔗芽从葡属马德拉群岛引进巴西，16世纪中叶在伯南布哥、巴伊亚一带开始大规模种植。大地产制和奴隶制为甘蔗的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可能。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把葡属美洲划分为15个总督辖区，同时将这些辖区分配给12位受赠人。受赠的大地产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经营服务于国际市场的出口经济。由于白人移民人数极为有限，劳动力非常缺乏，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抢掠、贩卖黑人，以满足巴西制糖业所需的劳动力。据保守估计，16世纪至18世纪，约200万黑奴被贩运至巴西。因此，甘蔗又称“奴隶作物”。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欧洲几乎所有糖料都产自巴西。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荷兰、法国和英国纷纷效仿葡萄牙，在加勒比海岛建立甘蔗种植园，这对巴西蔗糖经济造成极大冲击。18世纪初，巴西从糖料作物中获取的收益骤降三分之二，蔗糖经济步入萧条。

随后，葡萄牙殖民者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黄金和钻石，巴西经济因之进入矿业周期，持续近一个世纪。18世纪，巴西开采的黄金约有200万磅，占全球黄金市场80%，钻石总产量超过300万克拉。从表面上看，矿业繁荣似乎挽救了巴西经济，使葡萄牙变得更为富有。事实上，葡萄牙殖民者在大肆挥霍巴西财富的同时，也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日益加深，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转而流入他国之手。因此，从长远来看，黄金和钻石并没有使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变得富足，相反，却加剧了其贫困落后。红木、甘蔗和矿业三个经济周期带给巴西的只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

在葡萄牙300多年殖民统治下，巴西经济从未出现多样化，从一开始就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单一产品制度。外部市场需求决定着产品的外销情况，继而影响和制约殖民地的发展状况。单一产品制、大地产制和奴隶制度成为殖民地时期巴西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共同构成了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制约巴西未来经济发展的桎梏。

在殖民统治期间，葡萄牙不仅奴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而且对巴西土生白人采取许多歧视性政策。政治方面，土生白人即使作为大地产主的继承者，也不能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经济方面，殖民者垄断巴西进出口经济，不允许土生白人插手；此外，殖民者还以各种名目对土生白人苛收重税。土生白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断受到挤压，他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从欧洲启蒙运动中汲取养分，并受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激励，开始致力于切断与葡萄牙王室的政治纽带，试图打破宗主国的经济垄断，直接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独立后咖啡经济一枝独秀

182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巴西与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加剧。1822年9月7日，葡萄牙王子、巴西摄政王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在君主立宪派的拥护下，12月1日，他加冕为皇帝，称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正式承认巴西独立）。独立后的巴西虽然在政治上脱离了葡萄牙王室的直接统治，但是，大地产制、单一产品制和奴隶制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的独立更像是一场分离运动，是一场“没有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只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殖民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此后咖啡经济的畸形繁荣。

19世纪30年代，咖啡占巴西出口总额的43.8%。19世纪中叶，在以帕拉伊巴河谷为中心的里约热内卢地区，咖啡种植业达到巅峰。1851—1860年，巴西咖啡年均产量达到260万袋。至此，巴西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在帕拉伊巴河谷最繁荣的时期，里约热内卢控制着巴西咖啡出口量的88%。咖啡种植者采用古老粗放的刀耕火种方法，对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垦，为了扩大咖啡种植园规模而不断砍伐森林，一旦某片土地露出疲态，种植者就放弃这片土地，把新的雨林夷为平地进行咖啡种植。到19世纪70年代，里约热内卢地区几乎没有新土地可供开垦。随后，咖啡经济向西部和北部延伸，圣保罗成为又一个咖啡种植中心。1880年以后，巴西咖啡年均产量超过500万袋，圣保罗州的咖啡生产超过了里约热内卢州。1906年，巴西咖啡年产量跃升至2200万袋。1908年，咖啡占巴西出口总额53%，独揽出口经济半壁江山。那么，巴西咖啡经济为何能够一枝独秀呢？

第一，就自然条件而言，巴西是世界上热带范围最广的国家，气温、雨量和光照等条件适合咖啡树这种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

第二，国际市场对咖啡的需求刺激了巴西咖啡产业的发展。18世纪，咖啡成为欧美人社交和生活的必需品。1730—1735年，世界咖啡消费量增加了两倍。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着咖啡种植园主和贸易公司，促使他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红木、甘蔗和矿业经济周期的兴衰既为咖啡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机遇，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从16世纪起，里约热内卢先后经历了采伐红木和甘蔗种植两个发展阶段，与其相邻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则以开采矿产见长，这些产品出口带来的巨额外汇为咖啡经济提供了雄厚资金。

第四，外来移民为咖啡这一劳动密集型经济提供了充足劳动力。率先崛起的巴西北部咖啡种植业所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来自16—18世纪蔗糖和矿业周期留下的黑奴。1850年巴西国会禁止奴隶贸易后，欧洲和亚洲移民成为劳动力主要来源。1887—1897年，约130万移民入境巴西，大部分人从事咖啡种植及相关产业。

第五，铁路、远洋船舶等近代交通工具极大地便利了巴西咖啡的出口贸易。1874年，巴西铁路全长约1200公里，1889年增至约9600公里。铁路从咖啡种植地直接通往里约热内卢、桑托斯港，专供咖啡运输使用，轮船则使巴西与国外的咖啡贸易更加便捷。1821—1844年，美国对巴西咖啡的人均消费量由28.35克跃升至2270克。

咖啡产业既是动力又是枷锁

咖啡产业在近代巴西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变革的原动力。

第一，独立后咖啡经济创造的大量出口外汇为巴西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1889—1919年，巴西工业企业从626家增至13566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西工业产量增加一倍，1923年增加两倍。此外，巴西工业门类已经突破轻工业范围，冶金、化学与制药工业部门都占有一定比重。这种工业发展状况为此后巴西进行工业化提供了基础。

第二，因咖啡经济的带动而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为巴西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852年，巴西政府颁布了鼓励铁路建设的法律。随后，巴西掀起修建铁路的热潮，形成以圣保罗城为中心的铁路网，沟通了里约热内卢城、桑托斯港和坎皮纳斯等重要港口和咖啡产区。1920年，巴西铁路运营里程已达2.7万公里。至1915年，共建成104座发电站。交通运输业和电力在此后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先行作用。

第三，咖啡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不仅成就了咖啡等出口经济的繁荣，而且推进了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咖啡产业带附近相继出现一批城市，并逐渐成为巴西重要的工业基地，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圣保罗州，从1890年的138万人增至1920年的459万人，首府圣保罗市成为巴西东南部地区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和进口工业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过热的咖啡产业也给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弊端。

首先，尽管咖啡种植业带动了周边地区许多产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垂直式的，而非水平式的。凡是与咖啡出口经济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出口加工业等都得到快速发展，反之则并无明显变化。

其次，巴西工业布局深受咖啡产业的影响，曾经的咖啡种植中心仍是巴西的工业核心地带。1907年，盛产咖啡的圣保罗州和联邦区的工业产值占巴西工业总产值的49%，1920年升至52%。这种高度集中的工业布局很不合理，造成了巴西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再次，咖啡经济导致巴西形成“咖啡寡头”政治。拥有巨额财富的咖啡种植园主通过操控大选，与政界结盟，掌控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例如，1894—1930年，巴西总统全部来自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这一“咖啡三角区”。

最后，过度依赖出口咖啡的单一产品制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加深了巴西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巴西咖啡经济，继而引发国内反对“咖啡寡头”政治的运动。1930年瓦加斯通过政变上台执政后，实施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开启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历程。50年代中期，巴西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但是，由于没有铲除传统农业的大地产制，农村旧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非常有限，工业发展缺乏内部需求和动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