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饮料史来看，茶叶远比咖啡发展得早，也更顺利。茶艺对咖啡世俗化是否也有带头作用？答案是肯定的。明朝三宝太监郑和是伊斯兰教徒，于1405至1433年间7次下西洋，最远航抵红海滨的也门、索马里和肯尼亚。NGC国家地理频道曾报道，肯尼亚附近的小岛至今仍住着郑和下西洋时，舰上官兵在非洲留下的后裔，岛民甚至展示明代的陶碗、器皿以为佐证，这为茶与咖啡曾在历史上交会，留下浪漫联想。

研究咖啡史的西方学者近年也注意到郑和航抵中东对咖啡普及化的影响。从时间、地点与杯具来看，两者可能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郑和航向中东的时间约在15世纪中叶以前，比咖啡开始世俗化早了将近半世纪。这段时间提供中国茶艺足够的酝酿期，同时期催化阿拉伯咖啡迈出宗教与医药的围墙，成为普罗大众的饮品。

此话怎讲？郑和每次出航都带着茶砖同行，除了当作馈赠友邦的礼物，也大方向也门统治者展示中国的泡茶待客之道。此举带给阿拉伯部族莫大启示：为何中国人可以把提神的茶饮料当成平民化娱乐饮料，而中东的“邦”或“邦琼”却得局限于药用或宗教祈祷专用？咖啡是否也能跳出宗教桎梏，另辟待客与社交商机？这些想法经过酝酿发酵，加速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咖啡世俗化的脚步。另外，郑和返国后，明朝关闭了对外通商渠道，茶叶不易输进中东，提神饮料出现短缺期，阿拉伯只好回头启用自家的提神饮料，令咖啡再度受到重视。茶与咖啡的互动关系不言可喻。

郑和与苏非教长的邂逅：更耐人寻味的是，也门苏非教派的教长夏狄利（1418年去世）或达巴尼（1470年去世）生前有可能曾登上郑和的宝船做客，郑和以中国茶相待。他们见识到茶饮料的好，萌发了倡导本土咖啡饮料的念头。郑和的舰队曾驶入也门亚丁港和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尤其是郑和1433年第七次西行，曾驶入亚丁港接走一名也门大使，返回中国。史学家不排除郑和与两位教长（后来被也门誉为咖啡教父）见过面的可能。史料虽不曾记载两名咖啡教父与郑和的邂逅，但时间上的巧合，为后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堪称咖啡史上的“X档案”。

再从杯具来看，早期的咖啡杯亦有茶杯的影子。也门15世纪末的咖啡杯具较大，类似中国茶碗。到了16世纪，土耳其人发明重烘焙细研磨的土耳其咖啡，杯具就比早期的茶碗小多了，极像中国小茶杯，显然也是受到中国茶具影响。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地点恰巧与阿拉伯咖啡世俗化的时间与地点吻合，以及中东咖啡器皿神似中国茶具两方面来看，郑和待客用的茶砖，很可能就是推动咖啡走进民间的触媒。

令人称奇的是，咖啡世俗化的时间点约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亦即阿拉伯商人认识中国茶叶之后。换句话说，中国茶叶饮料成为阿拉伯熟悉的商品之前，阿拉伯人对咖啡仍很生疏。正如前面所言，16世纪之前，伊斯兰教国家几乎找不到咖啡文献，仅有的文献出现在9至11世纪波斯两大名医拉齐和席纳的两篇医疗手稿中。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也曾对中国茶大加赞扬：“中国人习惯用一种植物的树叶泡煮来喝，称之为茶，不但有益健康，也有助交谊。目前吾国大城市都买得到茶叶，也喝得到茶饮料。”具提神效果的茶叶必须千里迢迢从中国运到阿拉伯，但伊斯兰教国家接触茶的时间，居然比接触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咖啡还要早，这一点令史学家百思不解，至今仍无法排除茶饮料带动咖啡大流行的可能性。

来源：《世界咖啡学》 作者：韩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