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呢？请问要来杯咖啡还是茶？”

服务生带着疲累又不耐的语气问道。毕竟是在这样的巴黎冬夜下，而且已接近花神咖啡馆的打烊时间。这是个充满挑战的夜晚，我觉得我需要喝些烈一点的饮料来支撑精神。我的同伴——一位年纪老迈但相貌英俊的酒色之徒，名叫吉米道格拉斯（Jimmy Douglas）——提议我点一种从没听过、酒精浓度相当高的饮品。他坚称这种饮品一定能够活化我的肝。

这种饮品对他显然颇有效果。吉米这辈子虽然过得纵情恣欲、暴饮暴食、毫无节制，外表却显得青春永驻。朋友都叫他美少年格雷。（身为从来不必为生活操劳的桂格燕麦公司财产继承人，大概也是他的相貌看来永远不老的原因之一。）在一九五○年代期间，他曾是“可怜的小富家女”芭芭拉赫顿（Barbara Hutton）的情夫，在与国际花花公子兼外交官兼马球明星鲁维罗萨（Porfirio Rubirosa）仅仅维系53天的婚姻之后，她开始和吉米交往（不过他恐怕很难比得上她的前夫）。

一九六○年代，吉米为披头四与滚石合唱团共同举办了一场派对，地点在他位于福堡圣哲曼（Faubourg Saint-Germain）的豪华公寓，隔壁住的是一位法国前总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他滔滔不绝地一边向我述说德国网球明星冯克朗男爵（Gottfried von Cramm）、英国小说家南西米佛（Nancy Mitford）与伊斯兰教伊斯玛仪领导人阿迦汗（Aga Khan）的轶事，一边怂恿我从纽约搬往巴黎。他说巴黎的夜店比较好，而且这里的菌种能够让人永保青春。

我一边啜饮服务生端上的那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辛辣饮料，一边环顾了花神咖啡馆一周。在这个时间，咖啡馆内已不像沙特描述的那样“充盈着存有”。在后方的一张桌子旁，我看到时尚大师拉格斐（Karl Lagerfeld），一身招牌打扮－扎马尾、戴墨镜、穿着白色高领上衣－正与他一位涂着黑色口红的“缪思”低声交谈着。除此之外，这个地方可说是一片空荡：空寥的虚无。

不过，接着却突然出现一阵喧闹。一名显然和吉米是旧识的女子从前门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身边伴随着两名穿紧身套装、看似古巴舞舞男的男子。这三人嘻笑着在我们这桌坐了下来，开始吱吱喳喳地聊个不停。那名女子面色枯黄，带着一脸僵硬的笑容，说起话来嗓音低沉沙哑，让我不禁联想到珍妮摩露（Jeanne Moreau）。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谈话，精神开始飘飘欲落。

显然这是离开的好时机。

深夜的空气又冷又湿。我举步走回饭店，瞥眼望向一片空无一人的广场，广场上矗立着建造于一千年前的圣哲曼德佩教堂（Églis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在那座教堂的一间附属礼拜堂里，笛卡儿的遗体安息其中。（至少是他大部分的遗体——他的头骨与右食指究竟何在是个无人知晓的谜。）

我心中纳闷着，不晓得当初沙特在花神咖啡馆里振笔疾书时，是否曾感觉到笛卡儿就在广场对面看着他呢？而且，笛卡儿还不是唯一徘徊在这附近的哲学幽灵。

就在花神咖啡馆前方的圣哲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对面，是只有一个街区长的古兹兰街（Rue Gozlin）。这条街是中世纪时期的圣玛格丽特街（Rue Sainte-Marguérite）仅存的遗迹，其他部分都已在奥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于十九世纪中叶推动的巴黎现代化工程中并入了圣哲曼大道。几百年前，那里曾经矗立着罗马饭店（Hôtel des Romains）。莱布尼兹当初曾在巴黎度过4年的快乐时光，其中有两年就是住在罗马饭店。

莱布尼兹为什么会到巴黎来？一如他许多的行为，这场造访背后也带有阴谋。他在1672来到法国首都执行一项秘密外交任务，目的在说服路易十四侵略信奉异教的埃及，而不是信奉基督教的日耳曼。这项任务最后并没有成功。“至于圣战计划嘛，”据说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当时相当客气地对莱布尼兹说： “你也知道，自从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的时代以来，这种远征行动就已经退流行了。”（结果，法国侵略了荷兰。）

不过，莱布尼兹在巴黎的时间并没有白费。就是住在罗马饭店的时候，正值他30岁的那一年——他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一年——他发明了微积分（包括当今全球通用的微分运算标记“dx”以及代表积分的“∫”符号）。也正是在那家饭店里，在他那间能够俯瞰花神咖啡馆现址的房间里，莱布尼兹开始为他日后的形上哲学奠定基础，终至提出那个最深奥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莱布尼兹与笛卡儿都各自以理性主义的方式面对了存在的奥秘。他们两人都认定，我们这个偶然的世界只有一个确切无疑的本体基础，也就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存在带有逻辑保证的个体。他们主张，这样的一个个体只有可能是上帝。

如同这两位哲学前辈，沙特也是理性主义者。不过，和他们不同的是，沙特认为上帝的概念本身其实充满了矛盾。一个存有体要不拥有意识，要不就没有。那个存有体如果拥有意识，就是自为的存在（pour soi），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东西，是一道“从无处吹往世界的风”。那个存有体如果没有意识，就是自在的存在（en soi），是一件固定而且完全的物体。上帝这种存有体如果真的存在，就会同时是自为又是自在：不但拥有意识，而且本身又是完全的。然而，沙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这种结合了易变性与固定性的上帝状态，却是人类忍不住追求的目标。我们一方面希望彻底自由，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认同能够绝对稳固——在沙特眼中看来，这根本就是一种想要成为上帝的渴望。是一种自欺（mauvaise foi），一种原罪。

根据沙特的说法，我在花神咖啡馆遇到的那位服务生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状态。“他的动作仓促而鲁莽，有点太精确，有点太急躁……他的身体前倾得有点太过热切；他的嗓音和眼神对顾客的要求表达出有点太过热心的关注……他正在玩一个游戏，正在娱乐自己。可是他玩的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观察太久，就可以提出解释：他是在玩扮演咖啡馆服务生的游戏。”不过，意识永远不可能拥有本质，例如服务生的性质或是神性。因此，上帝是一种荒谬的概念，人则是“一团无用的激情”。

在我返回饭店的夜行之旅中，全副心思都深陷于沙特的这类想法之中。我一路经过灯光设计得极为高雅的奥德翁剧院（Théâtre de I’Odéon），绕过卢森堡公园的边缘，然后走向我位于蒙帕纳斯的饭店—说来巧合，那家饭店距离沙特与西蒙波娃（还有桑塔格）安葬的墓园并不远。凌晨时分的巴黎极为静谧－在某些街道上甚至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这在纽约是无法想像的事情－我的思绪因此变得极为清晰、深具说服力，而且真确无误。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晨，一股形上迷雾又再度笼罩着我。我不禁纳闷花神咖啡馆是否有什么有害身心之处。沙特的悖论在我看来显得太过简单，他的本体绝望也稍微走了调。毕竟，莱布尼兹与笛卡儿都是远比他伟大得多的哲学家，而且他俩都认定这个充满了偶然存有的世界－沙特认为如此感伤、荒谬，且充斥着虚无的世界－必然奠立在一个稳固且必然的本体基础上。

现在一定还有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严肃思想家，可是在巴黎左岸绝对不容易找到，至少在本世纪是如此。我最好还是到带有中世纪修道院氛围的环境中寻求启发。于是，在菁英咖啡馆（Le Select）的吧台上匆匆吃了个面包，搭配一杯拿铁之后，我就拉着行李搭上地铁前往北站（Gare du Nord），以便转搭欧洲之星列车前往伦敦。我在几个小时后抵达滑铁卢车站，接着搭地铁前往帕丁顿（Paddington），再跳上一列火车来到牛津，远在暮色降临以前，就从车站走入了那座由梦幻尖塔组成的城市。

来源：《世界为何存在？》（大块文化出版） 作者：吉姆．霍尔特（Jim Ho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