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不打算采取哲学家的传统作法，透过伦理算计寻求出路，更遑论当个所谓“电车难题专家”。他引导听众更个人化地思考问题。面对这个抉择是怎么一回事？

沙特（Jean-Paul Sartre）首次察觉到他成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天他在巴黎的中央会堂（Salle des Centraux）为时代具乐部（Club Maintenant）举行公开演讲会。他和主办机构都低估了他的演讲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场。售票处陷入暴乱；很多人无法走近购票，干脆无票硬闯进场。在挤挤撞撞中椅子给撞毁了，有几个听众因为场内异常酷热而昏倒了。《时代杂志》（Time）一帧照片配上了这样的图说：“哲学家沙特。女士们如痴如醉。”

这次演讲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几乎被淹没，但他精采万分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概念，后来把演讲内容改写成书—《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论演讲还是这本书，高潮都在一起轶事，对当时的听众来说那是耳熟能详的事，因为纳粹的占领及其后的解放记忆犹新。这个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学发聋振聩的价值和吸引力。

沙特说，法国被纳粹占领期间，某天一位昔日的学生前来求教。这个年轻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国投降前的一次战役中丧生，他的父亲抛妻弃子变成通敌者，母亲只能仰赖身边仅存的这个儿子陪伴支持。但这个年轻人却渴望从边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国，加入流亡自由法国的军队对抗纳粹，展开血战，为兄弟复仇，否定父亲的所作所为，为光复国家出力。问题是，母亲会独自处身险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个问题，德国占领者也可能给她找麻烦。因此，这个年轻人的正确作法是陪在母亲身边吗——这样显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亲一人，抑或他应该豁出去搏一搏，为众人的福祉参军？

今天的哲学家依然为了解答这类伦理难题而纠缠不休。沙特这个谜题，跟有名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异曲同工。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车或电车沿着轨道猛冲，而前面不远处，有五个人被缚在轨道上。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那五个人就会丧命，但你发现可以拨动一根控制杆使列车转到铁路侧线。可是如果这样做，一个人势必丧生：他被缚在另一条轨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行动，或可逃过一劫。

那么你打算让这个人牺牲，还是撒手不管让五个人死亡？（有另一个版本称为“胖子难题”：你可以从附近一座桥上把一个大胖子抛到轨道上令火车出轨。这个难题更直逼内心，更难抉择，因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丧生。）沙特那位学生的抉择可看作“电车难题”，但更为复杂，因为他不确定前往英国实际上能否帮到谁，也不确定离开母亲是否会令她遭受严重打击。

沙特不打算采取哲学家的传统作法，透过伦理算计寻求出路，更遑论当个所谓“电车难题专家”。他引导听众更个人化地思考问题。面对这个抉择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心乱如麻的年轻人实际上该怎么处理这个何去何从的抉择？谁帮得上忙，怎样帮忙？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沙特的解答，是从谁无法帮得上忙着手。

那位学生来找沙特之前，曾想过向传统道德权威求助。他曾考虑找神职人员——可是这类人有时本身就是通敌者，而且不用说也可知道，基督教的伦理只能告诉他爱他的邻人，善待他人，却不具体指明他人是谁：他的母亲还是他的国家。另外，他考虑去找念书时念过的那些哲学家——他们被奉为智慧的泉源。但哲学家太抽象，对自己这个处境恐怕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他尝试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看看能不能从内心深处找到答案。然而却行不通，他只听到喧闹的声音各有主张（比如说：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个好儿子，我要付诸行动，但我心里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个比父亲好的人！我真的爱国吗？还是假装爱国而已？）。面对这一堆杂音，他甚至不能信赖自己。最后，这位年轻人只能求助于昔日的老师沙特，知道他起码不会给自己一个老生常谈的答案。

一点不错，沙特听了他的难题后，只是说：“你是自由的，自己做选择吧，也就是说，要创造出路。”他说，这个世界不会恩赐丝毫的指示，也没有哪一种传统权威，能解除自由加在你身上的重担。你可以尽其所能小心翼翼衡量各种道德和现实因素，但最终必须放手一搏采取行动，自行决定那是什么行动。

沙特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学生觉得他的忠告有没有用，也没有透露学生的最终决定。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学生，抑或那是把几个年轻朋友的难题集于一身，甚或那完全是虚构的。但沙特要听众领悟的是，每个人都像那个学生一样自由，即使他们的处境没那么戏剧性。沙特指出，你可能认为自己在遵从道德律，或认为自己这样行事是因为心理结构、过往经验或周遭发生的事。这些因素可能有它的作用，但这一切凑合起来，其实只是构成要你有所行动的那个“处境”。即使那个处境令你无法抵受—譬如面临行刑，遭秘密警察囚禁，或即将从悬崖掉下，你仍然可以在思想和行动上自由抉择。你从眼前处境出发，选择出路，也就是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如果这听起来很困难，令人手足无措，不错，确实如此。沙特并不否认，不断做抉择，就不断惹来焦虑。他更把焦虑凸显出来，指出你所做的事至关重要：你作出选择时，应该像为全人类作出选择一样，扛起人类整体如何行事做人的重责大任。如果自欺欺人逃避责任，就会被环境因素或糟糕忠告所害，无法达成人生的要求，只会坠入虚假的存在，把自己跟存在的“属己性”（authenticity）割裂开来。

但除了这可怕的一面，也有令人期待的美好一面：沙特的存在主义，意味着自由和属己性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努力不懈就行了。在令人害怕的同时，这也同样令人兴奋，而且出于同一原因。沙特在这次演讲后不久接受访问，如此概括他的想法：

没有预定路径引导人获得救赎；个人必须不断开创自己的出路。在开创过程中，个人是自由的、负责的，没有借口，每个希望都来自内心。

这是令人振奋的想法，在一九四五年尤其具吸引力，当时固有社会政治制度被战争摧毁。在法国等地，有很好的理由叫人忘掉刚过去的历史，忘掉这段日子里的道德妥协和恐怖氛围，着眼于新的开始。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促使大家寻求振兴力量。沙特的听众听到这个讯息时，欧洲大片地区正沦为废墟，纳粹残害生灵的集中营曝光，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夷为平地。

战争令民众体会到，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可能完全脱离文明规范，固定不移的人性变得可疑。不论从旧世界脱茧而出的是怎样一个新世界，它的构建过程没有既定可靠指南，不能仰赖固有权威，像政界人士、宗教领袖甚至哲学家—处身遥远抽象世界的旧式哲学家。可是现在有一种新的哲学家，准备前来参与，是肩负起这项任务最适当不过的人选。

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我们既然是自由的，那么在充满挑战的时代，该怎么善用我们的自由。在演讲的同一个月，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广岛原爆发生不久之后，沙特发表了论文〈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ar），文中鼓励读者作出抉择：选择他们想要的世界，把它实现出来。他说，从这一刻开始必须体认到而且时刻记住，我们可能随意毁灭自己，毁灭人类所有历史和地球上所有生命。能制止我们这样做的，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就要决意活下去。他就是这样，为不久前把自己吓得要死的人类，提供了一种量身订作的哲学，而人类此刻也准备好，要变得更成熟，要负起责任。

一九四○年代兴起的存在主义次文化，发祥地在巴黎左岸的圣哲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 church）一带，这个地区不论好歹今天仍令人联想到这种思潮。沙特和波娃多年来住在圣哲曼区的廉价旅馆，成天在咖啡馆写作，主要是因为这里比起没有暖气的廉价旅馆来得温暖。

他们最爱到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和拿破仑酒吧（Bar Napoléon），全都在圣哲曼大道和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交叉口。花神咖啡馆是最好的，因为当吵闹的记者和过路人造成太大骚扰时，老板有时会让他们到楼上的私人房间工作。可是他们也爱楼下一桌一桌生气勃勃的用餐客—起码早期是这样：沙特喜欢在公共空间闹哄哄而忙乱的环境中工作。 他和波娃招集一伙人为伴，包括朋友、同事、艺术家、作家、学生和情侣，大家七嘴八舌，烟雾缭绕的吸着香烟或烟斗。

咖啡馆时光之后，又可以隐蔽地沉潜到爵士乐中：在洛里昂夜总会（The Lorientais），克洛德．路德（Claude Luter）乐团演奏蓝调、爵士和繁音拍子（ragtime）；塔布夜总会（Tabou）的明星则是小喇叭手兼小说家鲍希斯．维昂（Boris Vian）。你可以随着爵士乐参差错落、如泣如诉的乐音摇动身躯，也可以在幽暗角落一边辩论属己性的问题，一边欣赏茱丽叶．葛瑞科（Juliette Gréco）的磁性嗓音—她是卡萨莉的朋友和知音，一九四六年来到巴黎后就成为有名的歌手。

她和卡萨莉，还有维昂的妻子蜜雪儿（Michelle）会留意洛里昂和塔布新来的客人，把看来不合适的人拒诸门外，不过据蜜雪儿说，“只要他们看起来有趣—也就是说手臂夹著书本”，就会大开方便之门。这里的常客很多是作家，夹着自己的著作进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和他的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两人都是透过卡萨莉和葛瑞科发现了夜总会的天地。

葛瑞科开创新时尚，她那又长又直的存在主义发型，有记者形容为“遇溺者”装扮；她穿厚厚的毛线衣和卷起衣袖的男装外套，看来也很时髦。她说，最初把头发留那么长，是为了在战乱日子里取暖； 波娃也提到她配戴头巾的习惯出于同一原因。 存在主义者爱穿破旧的衬衫和雨衣；有些人闹着玩穿起类似庞克族的奇装异服。有记者报导，一位青年“背部披上一件破破烂烂、体无完肤的衬衫”招摇过市。他们还选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义装束—黑色高领毛衣。

对这些叛逆分子来说，就像较早时的巴黎波希米亚浪人和达达主义者（Dadaist），任何危险、挑拨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讨喜、中产阶级的东西都是坏的。

波娃很爱讲一位朋友的故事，那位德国艺术家是个酒鬼穷光蛋，名叫沃尔斯（Wols）—那是他的本名阿尔弗雷德．奥托．沃夫冈．舒兹（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简称。他在社区里靠行乞和捡破烂为生。

某天当他跟波娃在酒吧露台上喝酒，一位看似富人的男士停下来跟他聊天。那人离开后，沃尔斯转身过去尴尬地跟波娃说：“对不起，那家伙是我的兄弟，是个银行家！” 这令波娃感到妙不可言，他的道歉，正好像银行家被瞥见跟流浪汉说话而表示抱歉一样。这种颠覆成规的看法若在今天看来也许没那么怪异，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反主流文化颠覆运动，但在当时，仍然会让一些人震惊，而让另一些人兴味盎然。

来源：《我们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那些关于自由、哲学家与存在主义的故事》 撰稿：莎拉．贝克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