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大流行病削弱了资产所有者的议价能力，让平衡点向劳动者倾斜。新冠病毒能否带来类似的效应并最终缩小贫富差距，现在评论还为时过早。

长期以来，经济历史学家一直认为，黑死病和其他流行病一样，对土地和其他资产所有者与劳动力提供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种影响最直接、最无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病毒和细菌杀死了劳动者，于是劳动者人数变少。而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工资就会上涨。同时，土地和其他资产并未受到损害，其所有者的收益下降。结果就是收入分配趋于更加平等。

黑死病是一种细菌感染，它在14世纪中期对欧洲和亚洲人口产生重创，是学界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种大流行病。其导致的全方位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但有- -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提高了西北欧工人的薪酬水平。

薪酬上涨也可能会促使人们寻找提高生产率、节省劳动力成本的方法，最终导致了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译注:指西方世界在19世纪克服增长限制超越东方国家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工人收入激增，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用马代替牛作为农业动力的来源，以及从种植谷物转向饲养绵羊剪羊毛。

黑死病并不是唯一对经济产生持久影响的大流行病。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本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三位经济学家对15次疫情爆发进行了调查，这些爆发每次都导致了10万以上人死亡，其中最致命的一次是西班牙流感，它在1918年至1920年间导致约1亿人丧生。

他们研究发现，疫情爆发后实际薪资通常会持续上涨30多年，涨幅最高时可达5%。在同一时期，自然利率(衡量资本回报率的指标)下降了1.5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大流行病缩小了劳动者和资产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次疫情已经夺去约20万人的生命，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升。如果人们未对这场大流行病进行有效遏制，死亡人数会比这多得多，那么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会接近之前的大流行病。

但这次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许多国家地区都以经济运作停摆为代价来挽救生命。这些措施限制了病毒对工作年龄人群的影响，比起工作年龄人群或更年轻的群体，已退休老年人群的新冠病毒致死率更高。

因此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历史学家沃尔特.谢德尔(WalterScheidel)认为薪资水平不会受到影响。谢德尔说:”劳动力受到的影响已经被限制到最低程度，所以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他在2017年出版的《伟大的矫治者》(The Great Leveler)一书中考察了石器时代以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论文的作者之一奥斯卡.约尔达(Oscar Jorda)也持这一观点。

“我预计薪资不会出现象在以往的大流行病中产生的变化情况，”他用邮件回覆采访请求时写道。

这并不是说这场大流行病对收入不平等情况没有任何影响。自2007年以来经历过两次重大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可能会进行更多储蓄，这样降低了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政府将借入更多资金用于紧急支出，随着信贷需求的增加，利率会提高。总体而言，约尔达预计回报率将略有下降，因而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

“私人储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公共储蓄的动用抵消，“约尔达写道，“各国政府正在迅速积累债务， 也是他们在危机时期该做的，这将是推高实际自然利率的另一一个因素。总体而言，我仍它预计会略有下降。

由于某些发达经济体选择将药品、医疗设备和其他必需品的生产地从海外迁回国内，因此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国际贸易减少将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一些海外工作将会回归国内，”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说，“关键物资和药品的来源将更加多样化。其中一些措施会降低GDP水平，减少收入不平等，因为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重新找到工作。”

未来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扭转政府债务的增长。二战后，许多国家提高了对富人的税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并未采取这种做法。

大流行病和战争等灾难也会重塑收入结构，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人们能够并将会判断他们的政府系统如何应对挑战，以及是否需要改变。

斯坦福大学的谢德尔认为，这就是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改变收入不平等的方式，即使他认为实际上不会有太大改变。

“如果政治倾向发生足够大的转变，就可能导致变革，”他说，“政府宣传称目前的干预措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经济和社会， 但它们也是为了拯救现有秩序。如果失败了， 我们将看到重大变化。”

来源：Wall Street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