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近日闭幕，这个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对来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的关键会议，出现了许多新的思路，甚至于新的理论创新，很值得关注。

首先，具体提出了2016中国经济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毫不掩饰地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并下定决心去面对，甚至要去“歼灭”；其次，提出了如何去面对、去歼灭这些问题的新理论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是， 2016年不但定位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新问题，新理论，新定位，都很清楚了，如何解读？有何特色？可以作什么展望？

先讲特色，跟往常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发展思路从加法变成了减法，从乘法变成了除法。加法与乘法是单纯地追求多，追求快；减法与除法则是要解决矛盾，消灭问题。这种观念与态度上的巨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五大任务之上：“去，去，去，降与补”；其次，这些“必欲去之而后快”的问题之所以产生，主要与之前在加乘心态下动辄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改弦易辙，把这些所谓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换个方式讲，即是从“需求侧（面）经济学”转变为“供给侧（面）经济学”。

那么，又如何解读会有这样的理论转变呢？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去观察，会比较有趣也比较易懂。

所谓“供给侧经济学”的源头，其实就是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高度推崇市场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重大作用，并确信这套自由市场机制能处理各种失调问题并保证实现最大的总产出。但这一套被称之为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在上世纪1929年发生经济大萧条中却遭到了重大挫折，面对当时史无前例持续性的巨大萧条，传统古典学派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连问题出在哪里也搞不清楚。

这个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困窘一直到凯因斯的《一般理论》1936年出版才获得了答案。凯因斯指出市场机制绝非完美，大萧条的出现即是证明；他并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张以政府的力量，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扩张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去拉动需求。此即为“需求侧经济学”的滥觞。1930年代的大萧条本质上是被之后发生的二次大战创造了巨大需求所解决，凯因斯的需求侧经济政策在二战之后也成了显学，不仅风行于学术殿堂之中，也流行于各国政策庙堂之上。一时之间甚至于有经济学即凯因斯理论之错觉，一直到1970年代，先后两次能源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停滞膨胀”，使得凯因斯理论显然失去了解释与因应的能力，经济学又面临了新的困境，回归传统古典学派的“供给侧经济学”即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

代表性的人物与政策不约而同地在大西洋两岸出现了：美国的雷根与英国的柴契尔均强调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包括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使用的节制，以及通过减税让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在英国甚至把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一套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改革果然为两国经济注入了新动力。

事隔30年，2008年9月，美国由于低利率政策孵出的房市泡沫爆破，这本质上又是需求侧经济政策，引发了影响全球的世纪金融海啸，美、日、欧、中纷纷采扩张性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但效果不显，在中国甚至还导致了严重的房屋及产能过剩，这即是中国成为这一波经济理论与思潮改革引领者的主要背景。在这样的形势下展望中国经济，如贯彻供给侧结构改革并取得成效，将会是一个短空长多的的结果，这即是当前短中期的新常态，至于长期，以中国大陆在无论供需两侧都拥有的巨大潜力，无疑仍是看好的。◼︎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