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进行金融革命的同时，法国也在酝酿另一场革命。18世纪，启蒙思想开始在一些法国思想家的脑海里萌芽，如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哲学家、讽刺作家，他曾将新科学理性主义传播到社会学和政治领域。1726年，他因一句玩笑话得罪了一位贵族，被关进巴黎的巴士底狱，后来被驱逐到英国。在英国避难期间，他苦心钻研牛顿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就像牛顿以“力学三大定律”重建物理学大厦一样，为了重建政治哲学大厦，洛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洛克认为，人生来平等，人性本善，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的生活，损害别人的健康，妨碍别人的自由或侵犯别人的财产。在这些激进思想的激励下，伏尔泰回到法国，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笔端，集结成册，这就是《哲学通信》。该书以讽喻的笔调、犀利的言辞，大肆批评法国的政府体制。结果，出版不久就遭禁了。

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丹尼斯·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编辑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为该书撰文的作者包括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这几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思想都深受洛克的影响。看了此书撰稿作者的名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把这本书看作启蒙思想的权威概述。该书提倡一种建立在科学宿命论基础上的理性独立的世界观，痛斥对教会权力和法律的滥用，因此激怒了宗教势力。不久，教会就成功地说服了政府，对这本书下了禁令。尽管如此，狄德罗依然平静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并于1772年最终完成了这本著作。接着，他就秘密地将这本书的28卷一卷不少地送到了发行商的手中。

和在伦敦的情形相似，巴黎的咖啡馆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会地，而且逐渐发展成启蒙思想的中心策源地。事实上，《百科全书》的编撰是狄德罗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完成的。这家咖啡馆叫作摄政咖啡馆，狄德罗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在回忆录中记述道，妻子每天早上给他9个硬币来支付他喝一天咖啡的费用。然而，法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咖啡馆的属性。在伦敦，咖啡馆是无拘无束、自由谈论政治的空间，有人甚至把咖啡馆当作政治党派的大本营。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他坚信，“接近任何达官显贵都不如从咖啡馆政客那里得到的消息来得真实”。创立于1659的“米勒咖啡馆”就是一个叫作“业余议会”的讨论小组定期聚会的地方。

佩皮斯发现：“这家咖啡馆里进行的辩论是他所听到的或希望听到的最具原创性、最具智慧、最具热情的言论，连议会都对此望尘莫及。”“辩论过后，他们就用一个’木制的神谕箱’——或称‘投票箱’（当时，投票箱还是个新鲜事物）——进行投票。”难怪游访伦敦的法国人普雷沃斯特称：“伦敦的咖啡馆是英国自由权的席位；在那里，任何刊物，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你都有权阅读。”

巴黎的咖啡馆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咖啡馆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到1750年时，已有600多家，而且每家咖啡馆都与某个行业或领域相关。普各伯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是诗人和哲学家集会的地方，这里的常客包括卢梭、狄德罗及美国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普各伯咖啡馆，伏尔泰有自己喜欢的座位。据说，他一天能喝下12杯咖啡。英国咖啡馆聚集了演员；亚历山大咖啡馆聚集了音乐家；军人咖啡馆聚集了军官；而盲人咖啡馆除了出售咖啡以外，还充当妓院。与贵族们经常光顾的沙龙不同，法国的咖啡馆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女人。据18世纪的一篇文章记述，“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进入咖啡馆。他们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镇上来的男人、卖弄风情的女人、乡下佬、记者、法官、党派人士、酒鬼、赌徒、食客、寻求爱情或商业契机的探险者、年轻文人——总之，不可胜数，什么来路的都有。”表面上看来，启蒙思想家们所崇尚的平等社会似乎在咖啡馆里实现了。但实际上，信息的流通是很不自由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信息传播都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在对媒体内容的严格限制和独裁专断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法国的信息源远比英国和荷兰少得多。在这样的压制下，法国出现了一种手写的巴黎闲话通讯。这种通讯录由十几个抄写员抄写而成，然后被寄送到巴黎内外的读者手里（由于不是印刷品，无须经政府批准）。自由媒体的缺失意味着和咖啡馆的闲言碎语挤在一张纸上的诗歌也会成为巴黎人重要的新闻来源。此外，咖啡馆的顾客们还要谨言慎行，因为，咖啡馆里到处都暗藏着政府的耳目。如果有人说一句反政府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被关进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档案馆里存有上百份关于咖啡馆不良言论的报告。18世纪2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的记述：“在富瓦咖啡馆，一个人说国王有一个情妇，名叫贡朵，她是个美丽的女人，是诺阿耶公爵的侄女。”1749年的一份报告写道：“让·路易斯·勒克莱尔在普各伯咖啡馆说，从来没有这么差劲的国王，连法院和政务要员都能摆布他，这真让人觉得恶心。”

虽然启蒙运动推动了文化进步，但陈旧的体制严重地阻碍了法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这种悖论在法国的咖啡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贵族和牧师只占总人口的2%，却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些人又无须缴税，于是纳税的重担就落在了其余人的肩上。这自然引起了多数人的不满，尤其是贫苦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恨透了将各种权力和特权牢牢握在手中的贵族势力。在咖啡馆里，激进的新思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由于在独立战争中支持美国，法国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咖啡馆逐渐成为革命种子萌发的中心地带。据可靠记载：1789年7月的一天，“咖啡馆里人满为患，门口和窗前都被人堵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一位演说家的演讲。演说家站在桌子（或凳子）上，情绪激昂地慷慨陈词；听众们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句子，每当提到用武装暴力反对政府时，现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不是亲历，你很难想象其场面的热烈和震撼”。

在公众的激昂情绪平静之后，社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但由于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牧师、贵族和地方行政官，这次会议并没能为金融危机开出现实的处方。于是，国王路易十六召集议会——这是150多年来，国王第一次召集议会。但凡尔赛会议也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国王一气之下，解除了他的金融大臣雅克·内克尔的职务，并开始召集军队。1789年7月12日下午在富瓦咖啡馆，一个叫卡米尔·德穆兰的年轻律师最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人们聚集在皇家宫殿附近的花园，抗议国王把雅克·内克尔解职。在当时，雅克·内克尔是政府部门唯一一个为民众所信赖的大臣。革命者在一旁极力煽风点火，让群众觉得军队很快就要来镇压他们。德穆兰斜倚在咖啡馆外的一张桌子旁，挥动着手枪，对着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市民们！拿起武器！”他的呼声响彻四方。霎那间，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乱。两天后，义愤填膺的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随后发现：“那些整日聚集在普各伯咖啡馆的人们用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饮用的黑色饮料深处看见了革命年代的光明。”一切都从这里（咖啡馆）开始。

今天，饮用咖啡及其他咖啡因饮品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咖啡的引入带给世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世界上第一间咖啡馆带给人们多少新奇，这一个个历史片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与这些杰出的历史“先辈们”相比，现代的咖啡馆黯然失色。但在这沧桑剧变的数百年间，依然有些东西始终未变。人们依然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商讨要事，互相交流，开拓创新。从邻里聚会到学术会议和商务会议，咖啡始终都伴随着我们，它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又免除了酒精饮料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18世纪晚期巴黎的一间咖啡馆。

如今，最能体现咖啡馆文化精髓的场所，其一是网络咖啡吧和无线网络的集中使用区，这些地方为信息的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是咖啡连锁店，特别是这些场所被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当作办公和聚会的地点时。作为当代咖啡文化中心的西雅图不但是星巴克咖啡连锁店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软件公司和网络公司的所在地，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将咖啡与创新、理性及网络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一层革命色彩——这是一段悠长的历史。

来源：《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作者：汤姆・斯丹迪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