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在咖啡流行起来以前，台湾人最常喝的饮料是茶。日本人来台湾以前，台湾人靠种茶、卖茶赚了很多钱。靠茶吃穿的台湾人，自然而然也把茶当水喝，不分贫富，都能够在酒足饭饱后来上一杯好茶。

喝茶风气延续了数百年，直到日本人来到台湾以后，台湾人才开始接触到新饮料──咖啡。事实上，日本人喝咖啡只比台湾人早一点点，明治初期的西化革命不只革了日本人的脑袋，也革日本人的嘴，牛排、咖啡、冰淇淋，从此以后皆荤素不忌。

资料显示，日本人带起了台湾人喝咖啡的风气。一九一三年，画家石川钦一郎在新公园的“ライオン”（Lion）咖啡厅举办“番茶会”，邀集官民文人共同参与。“番茶”就是咖啡，“ライオン”位在今天的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附近，是有钱的篠冢初太郎花了一万圆兴建的咖啡厅，一九一二年才刚刚开始营业，内部装潢得美轮美奂，举办众星云集的咖啡聚会非常有面子。也因此，往后“番茶会”每月定期在“ライオン”举办，而喝咖啡的文化，就这样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转个弯从日本进入了台湾。

日治时代，台湾同时使用汉文和日文两种语言系统，因此“咖啡馆”这个词分别有汉文和日文的称呼。在汉文里，咖啡馆有时写作“珈琲馆”，在日文中则称为“吃茶店”（きっさてん），字面上虽然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喝茶的茶馆，但事实上就是指咖啡馆。

然而，相较于“吃茶店”，更为常见的是“カフェ〡”，也就是“café”的片假名写法。和“吃茶店”比起来，片假名的线条更加彰显了那种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姿态，一笔一画间都充满着摩登与现代的味道。

日本人开的“高级咖啡馆”

那时候的咖啡馆大多是日本人经营的。曾有记者走访台北几家知名咖啡店，评比一番后认为，“カフェ〡　ボタン”内设有洋式和日式座席，名为“しげ子”和“园子”的女给既漂亮又有气质，足称“一流的咖啡馆”，可见当时所谓的“高级咖啡馆”，不像现在一样，讲究现代感的时尚装潢，而是结合西式与和式摆设，再加上气质美女。

为了营造某种气氛，店主对咖啡馆的装潢可是特别下过工夫的。比如说，“明治吃茶店”除了内部使用蕾丝窗帘，壁纸和灯光也很有特色，整体装潢非常优雅高贵，经营者还在咖啡馆角落放置大量的热带植栽，让店里充满了在热带南国度假的休闲情调，营造出轻松愉快又明亮进步的感受，让男男女女在上下明治吃茶店的楼梯时，脚步总是忍不住轻快起来。

日本人经营的咖啡馆除了“明治”，其他像是“森永”、“日活”、“永乐”、“美人座”等，也都远近驰名。

台湾人经营的咖啡馆

台湾人虽然在喝咖啡上起步较晚，却学得很快，尝过咖啡妙不可言的苦味和香味之后，也开起了自己的咖啡馆。当年由台湾人经营的咖啡馆中，最有名的大概是“维特”（Café Werther）、“波丽路”（Bolero）和“天马茶房”这三家。

“维特”位在太平町，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一带，这里是住在台北的台湾人社群中最热闹的地方，出手阔绰的有钱人也相对较多。“维特”的老板是杨承基，他是台湾前辈画家杨三郎的哥哥，取名“维特”是源自哥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有趣的是，“维特”虽然是做咖啡馆的生意，却异于常理地开在二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九三一年开业初期，生意非常清淡，让杨承基很烦恼，直到聘用了当时支持台湾文化运动的王井泉担任经理，并转型为酒家，生意才好起来。

“波丽路”开门比较晚，一九三六年才开始营业，老板廖水来过去曾在“维特”服务，后来才在民生西路经营自己的店，店名借用了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名曲“波丽路”，从一九三六年营业至今，仍然屹立不摇。

“天马茶房”同样位在太平町，老板是无声电影“代言人”的辩士詹天马，詹天马总是一身白西装、白皮鞋，又有气质，颇受人敬重。

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开设的，日治时代的台湾到底有多少家咖啡馆呢？

一九四○年，光是台北就有二十八家咖啡馆登记营业，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也都有数家到数十家的咖啡馆，提供民众坐下来品尝苦味中带有香味的咖啡，连台湾总督府地下室也有一间咖啡馆。

总而言之，不管有没有喝过咖啡，台湾人对“咖啡馆”这个名词越来越不陌生，我们现在常用“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形容人没有常识，到了日治末期的台湾，如果要揶揄别人没有常识，用“拜托！没喝过咖啡也看过咖啡馆吧？”大概也行得通。

战后咖啡馆遍地开花

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中国，因为历史发展的因素，上海等大都市同样是咖啡馆林立，当时的咖啡馆可说是社交娱乐的场所，也因此，战后迁徙来台的大批移民虽然生活克难，街头还是出现了不少咖啡馆。

战后初期，经营得较有声有色的咖啡馆是“四姐妹”、“美而廉”、“明星”等，五○年代开张的“中国之友社”、“巴西”咖啡馆、“田园”咖啡厅也很受人欢迎。

“四姐妹”于战后在西宁南路的国际戏院旁开业，广告标榜是“最高尚的音乐咖啡室”，看电影前后可以去坐一下。“美而廉”咖啡馆则有两家，一家在中山北路，另一家在博爱路，在“美而廉”不只可以喝咖啡，还可以看墙上展览的摄影家作品。之所以会在“美而廉”办摄影展，或许和地处“相机街”的博爱路有关。

“明星”则位在武昌街，有两层楼，一楼是面包店，二楼才是咖啡馆。“明星”最初在上海开业，战后一群俄国人来到台湾，为了营生就开了“明星”。这里贩售很多俄国点心，吸引许多俄国人和外国使节来买，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女士也是常客。“明星”还有一个特色；诗人周梦蝶会固定在门口摆一个小小的书报摊，专卖诗集和文哲图书。

“田园”咖啡厅同样位于城中区的衡阳路，它的音响设备棒，唱片也多，在这里喝咖啡、听音乐，是件让人享受的事。比较特别是“中国之友社”，开设在总统府对面，虽然一九五八年才开始营业，却因为随即进入驻台美军激增的六○年代，让“中国之友社”很快就成为在台美国人聚会的空间，此起彼落的英语交谈声彷佛置身国外。

喝咖啡，摩登又时尚

从日治时期开始，咖啡馆的招牌已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台湾街头，只要是标榜流行、艺术，或稍带娱乐性质的杂志上，都看得到咖啡馆的广告。在当时的人看来，到咖啡馆喝咖啡、吃西餐是非常摩登时尚的行为，代价当然也很昂贵，一般民众消费不起。

话说回来，不论是“珈琲馆”、“吃茶店”还是“カフェ〡”，台湾人开咖啡馆不只是因为少数人崇洋，想闻咖啡香而已。从一九二○年代起，台北和台中已一跃成为现代化都市，经济的飞跃让城市里出现了一批口袋麦克麦克、有钱又有闲的中产阶级，市民的休闲消费需求增加，充满现代感的咖啡馆自然不能缺席。

日治时期总督府虽然曾经在台湾鼓励种植咖啡豆，但终究没有获得大规模的成功，台湾的咖啡豆仍然必须仰赖国外进口，连带使得咖啡价格居高不下。日治末期的咖啡一杯要卖一毛钱，一毛钱看起来便宜，但战争后期的台湾人光是筹措三餐就很头大，遑论喝咖啡了。更重要的是，咖啡并非像水一样是生活必需品，战时物资节约，生活开销当然得尽可能压缩，因此喝咖啡一直都是奢侈的消费。

到了战后，咖啡豆持续被政府列为奢侈品而课以重税，一杯咖啡的价格仍然不太便宜。举例来说，一九四九年咖啡一杯两元，记者一个月的薪水约三百元，也就是说，一个月的薪水只够换来一百五十杯咖啡，一点都不便宜。虽然随着战后经济发展，喝咖啡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但一直到五○年代结束，喝咖啡都是偶一为之的休闲，除了商人谈生意、招待贵客、男女相亲、情侣约会之外，一般人其实很难像现在一样，闲闲没事就上咖啡馆。

简单来说，从日治到战后，咖啡并不是一种便宜的消费，因此咖啡馆打从登陆台湾起，就一直丛聚在都会地区最热闹的地方。以台北为例，可以现在的中山堂为中心，涵括万华、西门町、台北车站到总统府一带。这一区的咖啡馆多，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当年最热闹的地方，政商名流、诗人墨客，都在这里出入。

咖啡香配书香：知识分子的咖啡馆

正因为从日治时期以来，咖啡馆大多汇集在西门町到台北车站一带的热闹地区，再加上喝咖啡又带有现代化的进步气息，因此“泡咖啡馆”在五○年代的意义，不再只是待在咖啡馆喝杯咖啡而已，而是一种让人可以从中努力吸饱某种文明或气质的地方。换句话说，咖啡馆不只是咖啡馆，而是“文化卖店”。

咖啡馆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并不是时代巧合。日治时代，台湾人因为集居在万华、大稻埕一带，像是郭雪湖、杨三郎、张文环、吕赫若这几位台籍艺术家，就常常在“波丽路”齐聚一堂，共同讨论艺术或创作，在台湾民众心里，“波丽路”就是艺术和知识分子的代号，一提到“波丽路”，大家不约而同会联想到那首法国名曲和出入“波丽路”咖啡馆的艺术家身影。据说早在日治时代，多位报纸和杂志的主编、记者在上班前或是要写稿时，总不忘先来这边喝杯咖啡，才展开一天的工作。

到了五○年代，知识分子仍然流行在咖啡馆里谈文论艺，台湾文学界的知名杂志，如《创世纪》诗刊、《文星》和《笔汇》杂志等等，都在五○年代先后创刊，活跃于这些刊物的知识分子社群和战前台湾文学作家虽然不是同一群人，不同族群也各有拥护的咖啡馆，但知识分子和咖啡香的结合却是一样的，知识分子和咖啡馆仍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小说家陈映真回忆，当年《笔汇》杂志的同仁都聚在“明星”咖啡厅校稿、送稿，没有稿子要改的话，一样和文友泡在“明星”咖啡厅里，大家一杯咖啡坐上一整天，咖啡厅老板也不会赶人。一杯咖啡就能坐一下午，五○年代的咖啡馆除了让当年许多穷文人和年轻作家获得写作灵感，想必还有种体谅的温情吧。

就算不是艺文青年，一般人到重庆南路一带闲逛，同样会想买本书到附近的咖啡馆坐坐，这时他们就可以走到“明星”或“田园”，坐下来翻看刚买的书，或是三五好友逛完书街，一起来这里聊聊天，休息一下。五○年代没有网咖，咖啡香配书香才是流行。

“文化”卖店

五○年代的咖啡馆不只是文人思考及写作的所在，还兼具画廊、艺廊等多功能空间，常常吸引摄影或艺术爱好者前来。

咖啡馆能够打造出成功的艺文气息，音质好的音响绝对功不可没。日治时代有名的咖啡馆里总少不了一台昂贵的唱机，播放的也都是外国的古典音乐。喜欢音乐的人也会为了听好音乐，不远千里地专程来点杯咖啡。当一般民众还在市场小吃摊解决一天的餐食，或是去看野台歌仔戏、听南管或北管时，“波丽路”已经有一台当时最先进的七十八转电唱机，专门播放古典音乐，吸引富商名流到咖啡馆享受“喝咖啡、听音乐”的贵族气质。

五○年代更不用说，咖啡馆登广告时总不忘注明“名曲欣赏”的时间和曲目，方便爱乐者能在正确时间前来，喝杯咖啡、欣赏音乐。诗人商禽就说，他到咖啡馆不是为了咖啡，而是为了咖啡馆的音乐。

那么，战后开始营业的咖啡馆内部是什么样子呢？作家刘大任形容：“胶皮的单人和双人沙发，一共摆不下廿张。音响效果，除那套设备和那三百张原版唱片是台北市绝无仅有而外，倒并不怎么讲究，不要说隔音板和地毡，连墙纸都没贴一张。”这种咖啡馆的蓝本无疑来自文人集散地“田园”。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五○年代知识分子流连忘返的咖啡馆实在不怎么样，但他们消费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种艺术。

“要不要来去喝咖啡？”

当然不是人人都爱文艺那一套，可是在五○年代，不爱看书的人也爱上咖啡馆。

咖啡虽然苦苦的，但咖啡馆“灯光美，气氛佳”，那种放着古典音乐、小小声说话的环境，让人一走进去就能感受文雅的氛围，再粗鲁的人也会变高雅。那时候的人或许会穿着拖鞋或木屐去市场吃冰，去巷口杂货店买饼干汽水，但是绝不会穿着拖鞋或木屐去咖啡馆喝咖啡。

也因此，爱不爱喝咖啡是其次，五○年代的男生如果要约女生出门，往往会问一句：“要不要来去喝咖啡？”咖啡价格不斐，让人觉得比较正式的场合才值得喝上一杯，借由喝咖啡的邀约，也能感受到彼此的慎重。

事实上，早在日治时期台湾人就摸索到咖啡馆约会的模式了。当时一位记者实地考察了几家台北的咖啡馆，并逐一介绍给他的读者，我们从他的文章中会发现，日治末期的咖啡馆虽然都不是很大，但都有好咖啡和好音乐来加分，高级一点的还配有冷气设备。

在大稻埕长大的小说家东方白就对大稻埕的“波丽路”和“维特”印象深刻，他说，这两家咖啡馆可能是全台湾最浪漫、最诗意的谈情说爱好所在，情侣若来这里约会，非常合适。在保守的五○年代，密友之间如果说起和异性“去喝咖啡”，那人一定是害羞不已，让同伴们又妒又羡。

不是男女朋友的，可以约“喝咖啡”培养感情；即将成为男女朋友的，可以在咖啡馆眉来眼去；那些跳过男女朋友阶段、“以结婚为前提”的年轻男女如果要相亲，不用说，最合适地点当然还是咖啡馆。可以说，五○年代的咖啡馆简直就是多功能的社交中心。

在咖啡馆除了喝咖啡……

既然是咖啡馆，咖啡当然是主打商品，不过除了咖啡，咖啡馆也卖其他饮料。

日治以前，台湾人没有喝过气泡饮料，当名为“苏打”（soda）的清凉饮料被带入台湾后，许多台湾人都对第一次喝到苏打时那种冰凉香甜永难忘怀，更有很多人第一次喝清凉饮料的幸福回忆，场景都发生在咖啡馆。

另一方面，世界闻名的台湾茶除了乌龙茶以外，红茶、绿茶也都陆续改良和量产。台湾人自产也自销茶叶，喝茶又始终是台湾民众的雅习，所以在咖啡馆同样能喝到清茶，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不过，大家最怀念的应该还是咖啡馆卖的冰淇淋吧！或许因为小朋友不适合喝咖啡因高、较刺激的咖啡，冰冰甜甜的冰淇淋因此成为首选，大家都对冰淇淋念念不忘。当时冰淇淋的口味有芒果、巧克力、椰子、“克淋”（克林姆，即奶油）、葡萄等等，选择颇多。除此之外，咖啡馆还卖果汁、奶昔和啤酒，可说是应有尽有。 从日治时期咖啡馆的菜单可以发现，咖啡馆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还是复合式的餐饮空间。日治时代的各家咖啡馆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明治吃茶店”，因为属于明治制果的关系企业，明治巧克力遂成为店里的招牌商品，牛奶糖人气也很旺。对台湾人来说，巧克力的外表虽黑乎乎的，但吃在嘴里甜在心，咖啡馆的巧克力因此到战后仍相当受欢迎。五○年代的咖啡馆供应的食物大致上也都差不多，有轻食和餐点两种选择。如果想来份轻食，咖啡馆都会有些小点心可以选择。

除了巧克力持续受欢迎，也有布丁、面包、饼干等西点，饼干口味很多，有夹心饼干、“梳打”（苏打）饼干、奶油饼干、“巧力”（巧克力）饼干，甚至还有维他命饼干。有些咖啡馆则提供具有地区特色的名产点心，像是在台中，就有咖啡馆提供凤梨酥当点心。

肚子饿的客人可以选择正式餐点，牛排西餐还是主要的选择，吃不惯西餐的台湾人则可以选用中餐。不过如果顾客点用餐点，餐点与咖啡之间似乎主客已互换，来咖啡馆吃牛排时，喝杯咖啡就是配角了。

台湾的咖啡馆文化从日治时期开始，战后上海风的咖啡馆传统进入台湾，两者各自飘香，分立之间却又共同带有某一种贵族身分的共通特质，和庶民文化中的咖啡记忆不尽相同，这种既分又合的路线，使得“咖啡”给人的感受变得鲜活起来，不只是单纯的一种饮品，咖啡馆也不再只是一种单调的消费空间，而让人随时都能享受悠闲，享受“泡咖啡”，也“泡咖啡馆”。

来源：《没有电视的年代：阿公阿嬷的生活娱乐史》 作者：蔡蕙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