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的咖啡生产量在世界排名第八，跟秘鲁不相上下，在非洲排名第二，仅次于衣索比亚。每一年，乌干达通常可产出300万到400万袋60公斤重的咖啡，只占了全球产量的2-3%，远少于巴西（5500万袋）或越南（2500万袋）等生产大国。乌干达农民种植的品种主要是罗巴斯塔（Robusta），这种咖啡的品质较差，通常用于商业量产，例如Folgers咖啡，而不是拿来卖给讲究的咖啡行家。

然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咖啡已晋升为乌干达国内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产业，价值超过四亿美元。咖啡占乌干达全国的出口营收的20%，乌干达咖啡总会（Uganda Coffee Federation）估计，1/5的乌干达人，大概有800万人，收入大多数或全部源自咖啡。而全国约90%的咖啡由小农生产。

自1986年起开始统治乌干达并且把自己塑造为农民政治家形象的总统约韦里・穆塞维尼（Yoweri Museveni），称咖啡为“反贫穷作物”（anti-poverty crop），并且正在想办法达成一个野心勃勃（当地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到2020年要让咖啡生产量翻五倍，也就是2000万袋。预估到2050年，全球咖啡需求量会倍曾，乌干达想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或许可解决长久以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的贫穷现象和影响1/4人口的粮食危机，以及3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乌干达花在进口石油的费用是从咖啡赚得收入的两倍）。

但即使没有气候变迁的影响，挑战依然很多。农民通常无法取得肥料、灌溉和高品质种子等基本工具，以及银行贷款、农业培训和市场数据等服务，也缺乏平滑的路面、加工设备等基础建设。多数农地都很小，较大的只比足球场小，而且随着农村人口快速增加，土地被划分得更小了。法律无法保障小农的土地权利，土地会被有钱邻居或外国投资客抢占。很多年轻人宁可到坎帕拉碰运气，也不愿跟着父母务农。女性常沦于弱势，因为土地和家庭经济大权掌控在男性手中。

整体而言，近百年来乌干达的咖啡种植工作并没有太大的进步，种植收入也一直停滞在非洲最差的水准。所以，在现今着重机械化和绝对要求品质标准的全球市场，这里的农民已处于不利地位，加上气候变迁的挑战，实在雪上加霜。

自1980年代以来，乌干达的年均温每十年就上升摄氏0.2度，符合全球升温趋势。据估计，气温上升的速度会加快，在本世纪中期乌干达的气温可能比现在再高出2度。虽然预估的总降雨量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在某些地区可能还会增加，但降雨的时间点却越来越难掌握，而且特征是长时间的干旱穿插几场暴雨。2015年官方委托进行的经济分析报告预测，由于气候变迁又缺乏因应措施，乌干达的咖啡生产到2050年将减少一半，损失高达12亿美元。

“气候变化的影响层面又深又广，”乌干达全国咖啡农业与耕种业协会（NUCAFE）的执行董事约瑟夫．恩坎度（Joseph Nkandu）表示。如果全球持续暖化，恩坎度说，世界上再好的种子和耕作方法都不足以拯救他的会员。

“我们正尽全力。但目前仍有无法克服的限制。”他说。

不屈不饶？

温芙雷・中川（Winfred Nakyagaba）正全心投入这个工作。她是泛非洲非营利研究机构“热带农业国际研究所”的农艺学博士生，正在研究高温与干旱对乌干达中部咖啡植株的影响。

在1月下旬炎热的某天，她参观了卢韦罗（Luwero）的小型农地。卢韦罗是主要的咖啡生产区，就在坎帕拉的北边。通常，每年的这个时候雨季刚结束，咖啡树的枝叶茂盛、准备采收。但是，在仰赖三英亩农地养活妻子和七个孩子的47岁农民杰拉德・荷勒巴（Gerald Joloba）家中，咖啡树的叶子却是干枯的褐色而且一碰就碎。

当她找到一些咖啡樱桃（即咖啡果实，内含咖啡豆，正常成熟时为亮红色因而得名），但黑黑硬硬的。中川不安的大步走着、捡着叶子并摇摇头。她所见之处，都有黑色枝小蠹（twig borer）留下的针状孔洞，那是一种会在温暖、干燥的气候大量繁殖的入侵种昆虫，会使健康的咖啡树枯萎或死亡。

“如果有下过雨，这些树枝上应该垂挂了咖啡樱桃，”她说：“现在，却变成一堆枯柴。”

“这个雨季非常糟，”荷勒巴同意：“已经四个月没好好下过雨了。”

同一时期，中川也在卢韦罗发现有史以来的最高温。荷勒巴用钱包来判断受影响的程度。他的收成减少60%，而咖啡年收入从正常的800多美元降到低于300美元。

大多数的卢韦罗咖啡农民有类似的遭遇，尽管他们正努力尝试用各种方法因应干旱。他们在香蕉树荫下种植新的咖啡树，以保持凉爽并减少水分蒸发；他们在每棵树的周围挖坑，以收集雨水；他们把叶子制成的堆肥铺在土壤上，以维持湿度；他们在每棵树旁埋了戳小洞的水瓶，当作特殊设计的灌溉系统。但这些技术的效果有限。

“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川说：“只不过真的太干燥了。”

咖啡对降雨的敏感度使其成为“农民在面临气候变迁冲击之际，情况最糟糕的一种作物，”世界最大咖啡经销商之一奥兰国际（Olam International）的驻坎帕拉农艺学家皮特・范阿斯田（Piet van Asten）说。

对雨水需求较少、发育成熟的速度较快，而且较可抵抗病虫害的新开发特殊种子，能帮助农民克服逐渐恶化的环境条件。这些改良的种子广泛应用于巴西和越南等地，在乌干达却很少见。它们比较贵而且需要专门的种植技术。

自己团结起来

那就是露丝・马冈波（Ruth Magambo）决定农民要自救的原因。

马冈波是卢韦罗女性咖啡农民团体Buki Naka的主席，Buki Naka的名称是以几个参加的村庄名字混搭而成。30名年龄介于30~65岁的成员，每周在马冈波家聚会讨论咖啡和小农（特别是女性小农）如何一起努力因应大多数的恶劣情况。

在乌干达的各处，咖啡被视为“男人的作物”，意味着一般是由丈夫拥有土地和咖啡树，以及所得利润，即使主要是他们的妻子在付出劳力（而且通常都是这样的）。Buki Naka的成员是少数例外：有些人是继承了丈夫咖啡树的寡妇、有些人是透过小额贸易赚到足够的钱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块小土地，另外有些人的丈夫思想先进、愿意主动赠与咖啡树。

2007年，Buki Naka开始不定期聚会，彼此分享咖啡种植技巧和闲话家常。但在两年前，马冈波说，逐渐变差的咖啡产量造成家庭维生困难，成员们开始感到恐慌。因此，她们决定认真改善产业模式。第一步是开始联合集体销售她们的咖啡，以减少成本支出，也让她们处于较有利的议价地位、跟中盘商谈到较好的价格。

“我们一起卖，可以赚得更多，”马冈波说：“由于干旱，这个季节的产量低。但是，我们每公斤能赚到的钱更多（跟分开个别销售比起来）。”

她们也成立了可供贷款的内部机制。成员所缴交的费用加上利息，马冈波说，这笔基金每年最多增加1400美元，相当于几个家庭的年收入总和。贷款的用途包括改善农田（例如种子）、在咖啡收入差的时候付学费和玉米粉等家庭开销，甚至是购买土地。

几个成员表示，之前还没有贷款可用时，她们得从丈夫的树上偷些咖啡变卖现金支付日常家用，只为了避免乞求通融的场面。现在，她们有办法经济独立了。

当女性有权更直接的管理农田，她们能提高家庭收入，并在适应气候上采取自己的解决方案，汉斯．诺伊曼基金会（Hanns Neumann Foundation）的乌干达性别研究员弗尔图奈特．巴斯卡（Fortunate Paska）表示。相反地，“若不授权女性，将一事无成，因为在农田工作的是她们。”

Buki Naka的成员正努力促成与男性团体聚会讨论一起管理咖啡产业的相关事宜，以弥补卢韦罗的性别差距。

“这对家庭的发展有好处，”马冈波说：“因为女性能扮演男性付费的角色，男性应该会看到他们也受益。”

马冈波的咖啡正抵达第一站，位于卢韦罗市区一间仓库内的小型去壳工厂。黑暗中，放入干燥咖啡樱桃再不断喷出大量外壳的两层机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其中一名工人问我来自哪里；我说美国的时候，他指着一堆咖啡豆回我：“某天那些会去你的国家。”但咖啡豆到达目的地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不确定。

“外国人拿这些咖啡豆要做什么？”他问，而且“外国人”一词是用东非语。

“嗯，我们拿来喝。”我说。

“对，但除此之外呢？”他说。

“事实上，就只是拿来喝而已，”我回答。

他给我一个有趣的表情，好像我刚才让他确定了之前对外国人的荒谬想法。他不太相信这整个产业只为了制做一杯饮料而存在。当我问他有没有喝过咖啡，他笑了。

“我们甚至没钱买雀巢咖啡（Nescafe）。”他说。

这段对话说明了乌干达咖啡产业成长的最大阻碍之一：乌干达人不喝咖啡。95%的乌干达咖啡是以未加工的绿咖啡豆出口，在国际市场所需的价格远低于已加工好、可直接研磨的咖啡豆。在没有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所有来自烘豆和成品行销的可能利润都落入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口袋，而不是乌干达人。穆塞维尼总统最近用“现代奴隶”来形容这个处境。不过，像杰拉德・卡塔巴济（Gerald Katabazi）之类的企业家相信他们有办法改变此局面。

“进取大师”能帮忙让乌干达咖啡有所不同？

在乌干达少数且关系紧密的咖啡师和咖啡豆烘焙商圈内，卡塔巴济被称为“进取大师”（The Hustler），这个昵称来自于他强烈的事业心。他一直动个不停，在国内各地到处寻找咖啡豆，或者坐着boda-boda（载客摩托车）穿梭于坎帕拉寻找合作伙伴和顾客，为开启乌干达国内的咖啡市场而努力。

卡塔巴济是火山咖啡（Volcano Coffee）的经营者，这间新开的咖啡烘焙店可为坎帕拉附近各种商家和咖啡店提供高档的即饮咖啡。他小时候生长在乌干达西南方田野的农村里，生活总是围绕着咖啡。但就像卢韦罗那名心中充满问号的工人一样，当时的他并不清楚咖啡的最终用途。

直到20出头的年纪，当家族朋友给了他一份UCDA（政府推广咖啡的机构）办公室助理的工作时，他才了解咖啡产业的涵盖范围有多广。在那里，他第一次认识到出口市场极度要求的品质管控，以及咖啡烘焙，而且还学会如何拉出一小杯espresso浓缩咖啡。他也品尝了生平第一杯非雀巢即溶的咖啡，随即爱上了它。但是，他对于眼前所见的出口情况感到沮丧。

“我国的消费者喝茶，不喝咖啡，”他说：“我们还未替烘焙豆建立当地的市场。”

如果乌干达人能加工和饮用更多自己生产的咖啡，他认为，就可以创造工作机会，并且提升整个国家的咖啡价值。透过在当地的烘焙和服务，“我正在创造烘豆、咖啡师、经营者的工作，”他说：“我正在提升价值。”

卡塔巴济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游说团体NUCAFE估计，假如乌干达把所有目前出口的生咖啡豆进行烘焙和包装，年出口金额可能增为四倍至20亿美元。

此新兴产业的重要筹划室位于坎帕拉郊区一间浅米色的仓库内。里面的长廊是粉刷过且经消毒的，但空气中充满刚烘豆完、令人垂涎的浓厚香味。有组技术人员屈身在不锈钢桌上，非常仔细的依照咖啡豆的颜色和品质进行分类。他们的后方则有另一位技术人员伙伴，不断从黑色大烘烤箱的窗口往内监看绿咖啡豆被烘烤成深咖啡色。

这个地方隶属于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被当作是一种咖啡企业家的共同工作空间。卡塔巴济到这里来，是为了抽样检查一批刚向木巴列（Mbale）零售商买的咖啡豆，木巴列镇位在艾尔冈山的山脚下。咖啡公司针对首次接触的新作物风味会进行“杯测”（cupping），类似制酒商刚打开酒桶倒出第一杯品评的概念。

卡塔巴济的咖啡豆烘焙好、煮出十几杯咖啡之后，就开始品尝味道。我们绕着桌子顺时针方向移动，每一杯都用汤匙轻捞、啜吸入口并且转动舌头，接着，像品酒一样，再吐出来。

“我们要找香味的强度，”他说。“有点草莓、马铃薯，也有点奶油。它的余味良好，酸度低。你只感觉到舌头两侧温和的刺激。”

卡塔巴济很满意，他说会打电话给木巴列的联络人订购更多咖啡豆。目前在道义上急需把这个国家的咖啡农民转变成爱喝咖啡的人，一次一杯，他说：“我们未来必定能在非洲成就一番大事。”

咖啡的未来无设限

咖啡能否为乌干达带来这样的美好未来？尽管雨水短缺，却不乏乐观。

乌干达人的韧性在茱蒂丝．鄂图（Judith Otto）身上一览无遗。她住在乌干达北部古鲁（Gulu）城镇外的农村地区。那里是不毛之地，深受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及其著名首领约瑟夫．科尼数十年以来发动恐怖主义反叛的战火影响。

长达20年的时间，鄂图和邻居的生活因科尼对抗政府军而遭到波及。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指出，1987~2007年间，当圣主抵抗军终于撤出乌干达时，至少2万名孩童遭绑架、190万人流离失所以及数万市民丧命。

“情势非常不安，有时我们为了躲藏会睡在灌木丛里。”鄂图说。

2003年的某一晚，噩梦来临，她16岁的儿子打开家门时发现有个圣主抵抗军的武装分子站在那里。那男人沉默不语，拿起他的AK-47自动步枪朝屋内射击，杀死了男孩和站在他附近的20岁哥哥。鄂图、她先生和另外四个孩子逃出屋后，武装分子点火烧房子和农田。他们一家人跑走，直到2015年才再回到原处。

返回时，他们发现房子没了，而农田的树林丛生。但他们开始动手重建，将砍下的枝叶当成木柴卖掉，以换取现金。在冲突事件发生前，她丈夫有种植一些朋友给他的咖啡树苗。现在找不到了，但当她丈夫听到政府的树苗分配计划，便决定自己去拿一些。

古鲁的环境不适合咖啡生长。农耕条件甚至比卢韦罗还差，连专家都不看好。

不过，鄂图和她丈夫算是成功的克服困难，跌破了专家眼镜。在短短两年内，他们重建了自己的农田，并且栽种免费的树苗加上他们买的和借的树苗，总数超过一千棵。

在他们被烧毁的房子基地上，他们正在用咖啡的收入兴建一栋更大的现代混凝土房屋，有红色的门窗。鄂图坐在门前，身旁的黄狗喘着气，她望向自己失而复得的土地，她的房子就像一座纪念碑，宣告了无限可能。

“如果没有咖啡，我们就不会有这栋房子，”她说。“咖啡救了我们。”

来源：国家地理杂志 撰稿：Tim McDonnell 编译：张亦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