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危地马拉和其他地区的妇女与小孩一般都做一些重复性的分拣工作，主要是因为通常来说，她们得到的报酬都比丈夫和父亲要少。尽管男人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如清洁卫生、种植作物、修剪树木、挖掘灌溉沟渠等，但妇女和孩子也同样会做咖啡的收获工作。

对于一个好的农场来说，收获时节其实是段轻松、愉悦的时期。劳动报酬也许不是非常高，但收获时节的报酬确实是一年当中最高的，而且没人会在这个时节给孩子们设置时间表来强迫他们工作。

19世纪末，妇女和孩子们也经常被迫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长时间在田里干活。1899年一位目击者描写道：“不论大人小孩，一群衣衫褴褛的父母带着只穿了很少衣服的孩子一路都在采摘咖啡果。”而且孩子们的父母还会带着训练了几代人才有的那种尊敬向路过的你打招呼。之后，从密密麻麻的丛林里传出美妙的歌声，这歌声出自贫穷妇女们，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比男人懂得苦中作乐。小孩子们会把那些他们的小手能采到的果实都收集起来。傍晚时分，累了一天的小孩子们跌跌撞撞地回家，白天那些美妙的事儿都过去了，他们身心疲倦。还会经常看到那些背着睡着的孩子归来的母亲，他们除了要背睡着的孩子，还要满载白天收获的果实。

但是，有时候，危地马拉妇女已经忘记了曾经贫穷的日子是多么开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被训练出来的尊敬”。有时候，男人会提前领到工资，这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用劳动换来的。

危地马拉有些种族有把自己的孩子卖掉的惯例，胡安娜·多明戈（Juana Domingo）就被自己的父亲卖了，之后她强烈抵抗做苦力，于是被判入狱，在狱中她开始描写狱中生活，直到1909年成为韦韦特南戈（危地马拉西北部一个省份）的革命领袖。当地妇女通常都会遭到外国人的性侵犯。当一个农场管理人把抓捕强奸犯的花费算作受害妇女的债务时，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爆发了。

并不是所有的农场主都虐待自己的劳工。在巴西、危地马拉和其他地方的种植园，开明的庄园主尽可能善待自己的劳工，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给他们，还提供医疗服务。然而，即便如此，印第安人依然是穷工人，没有任何改善空间可言，与此同时，庄园主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危地马拉的咖啡种植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变化莫测的国外市场、不断增加的高压政策、社会和经济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危地马拉原住民被迫成为奴隶，都和咖啡密切相关。咖啡的商业模式也固定下来。

大型农场主要由拉迪诺人、德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掌管，他们在收成好的年头能赚取巨额利润，而在这些大型农场辛苦工作的却是被迫从附近高山上移居下来的当地居民。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咖啡产业模式导致了接连不断的暴动、不满和流血事件。一位拉丁美洲史学家记载道：“危地马拉政府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舆论审查、驱逐和关押反对者、大规模的警察武装控制、衰弱盲从的国家官僚制度，国家财政掌握在相互勾结的大型咖啡种植家族手里，这些家族唯外国公司马首是瞻。”

作者：马克·彭德格拉斯特 来源：《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