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编者注：1980年代中期），我失业在家，对自己的前程正感到困惑难明，几位朋友打气说：“开家咖啡店吧。”因而我在台北东区还不热闹的街道里有了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很快地，因着我原有的工作背景，咖啡店主要的来客是新闻记者、作家、文艺圈与影剧圈的工作者，还有，和这些人过从甚密的“革命者”。

革命者，和其他族群一样，也是多样多面，他们有的热情洋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博学多闻，有的猥琐草莽；有的大声喧哗，有的静默警戒。但他们共通对社会的不满溢于言表，永远有你不知道或不敢相信的内幕消息；更有趣的，革命者共同的特性之一，是不爱付他们的咖啡钱。

革命者和僧侣一样，他们是习惯受供养的人；僧侣漠视此世，推销彼世，革命者也一样，他们也提供“下一个政府会更好”的允诺，至少他必须让我相信这一个政府有多么不堪。

当时我还年轻，对彼世与下一个政府，都充满了向往，也不在乎为这些革命者付一两杯咖啡的钱；但他们愈来愈多，呼朋引伴，对别人付帐视为理所当然。我才想起来，小说家康拉德不是早在他的经典之作《我们的人》里头已经向我们暗示，要革命者为信仰牺牲容易，要他们守住一桶金币可就太难了？

这些流连于我的小咖啡店的革命者，现在大半变成有权有势的名人了；有的选上公职又因丑闻下台了，有的入了新政府内阁，有的进了国会殿堂，有的成了义正词严的媒体宠儿。但我只要想到当年他们推拖迟延、避免沦为付咖啡帐的人的滑稽模样，就觉得咱们的国家有点危险。

来源：《人生一瞬》 作者：詹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