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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文化:在索伦托的河畔咖啡馆

陈丹燕:在索伦托的河畔咖啡馆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五月的天气,在鹅卵石街道的老城里,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咖啡馆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记者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脸上立着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话。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埋得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世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睛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有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都表现出来。很快,她们那一桌子上的人,个个都累了。于是,个个脸上都能看出一些恼怒的样子。我想,她们心里是在问,我凭什么要为别人做一个偶像。

外面的长桌子上有一个黑发的男子,是从意大利语区来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壮。穿粗布长裤,印度的白纱布衫,手臂上绕着一大块打了小钉子的皮革,很艺术化。他身边总有女孩子跟着,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也做出叛逆的样子来,也做出对四周的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来,那是追随着性感男作家的年轻女孩子的经典表情,有一点点神经质,因为那个半公众化的角色不那么好当。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所学校演讲,他连说带唱,声音洪亮,下面的女孩子们一直在为他欢呼。他的演讲,是我所听到的演讲里面最热烈的,比索因卡的还要好。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的书写得非常现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语区的风情,年轻人喜欢。因为他好看,因为他出色,因为他年轻,所以他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在和一个巴塞尔来的年轻女记者讨论文学,滔滔不绝,眼光很迷人。

他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在文学节开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们聊过天,因为我们的书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职业作家,写小说。她有一对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点惊恐。那天,她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可挣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有正经工作,他们就会有经济问题。可她还是喜欢写书,真的喜欢。她写给青年人看的书,自己的孩子不看,因为不喜欢看,孩子对她说,这种主题在青少年中已经过时了,她当然受到打击,可还是想写下去,只是从此在书出版以前,再也不给自己的孩子看了。

现在,她用那对惊恐的眼睛看着另一个女人,一边认真地说着什么,细细的手指握着一杯干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细薄柔软,指甲剪得很干净,也不涂任何东西,贫血似的苍白着。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内心易感和易伤,对生活和自己的事业有些焦虑与隐忍的失意,还有相当脆弱的自尊心,都经由这样的手指泄露出来。那个女人是一个插图画家,手指也是细细的,她的画里充满了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文学节上,有她的一个小画展。她也说自己挣得不多,永远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她在听作家说着什么,不停地安慰着什么似的点头,也许在一对大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你不得不使劲点头。

那次文学节请了索因卡,他是尼日利亚作家,也是非洲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一出现,就有人去请他签名。他的经纪人长着一张猫似的脸,他照顾索因卡从人群中脱身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是在照顾一只装满了钱的皮箱,生怕有人会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常常在咖啡馆里遇到,他们好像不能和别人愉快地谈话,什么也不为地,只是融洽地聊聊天。大概经纪人如此紧张,是既怕他的作家被别人挖了去,也怕他的作家不被重视,所以在他带着作家出席文学性的聚会时,他会让人想到一个不习惯旅行的人,带着一大笔现金,单身走在叵测的旅途中。

索因卡有一次演讲,那天来了许多警察,入口处还装了探测器,像是要进美国大使馆。索因卡的经纪人解释说,索因卡流亡在海外,常常有消息说尼日利亚政府要派人暗杀他,所以要有所准备。他站在探测器通道的里面,大大地瞪着淡灰色的眼睛,拉着脸看每个通过通道走进来的听众,很像纽约花园大道上,站在高级公寓门口的保安看那些特意过来看世界上最豪华的公寓的外埠游客的神情,既骄傲又警惕。

弗兰克·胡勒是瑞士有名的儿童小说家,红红的脸上总是非常诚挚的样子。常有人走到他的面前说,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地喜欢看他的小说,他就高高兴兴地红着脸,慈祥地看着那个由自己的小说陪伴度过童年的人。我作自己的朗读会时,他也来了,坐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认真地看着我,当听到德文翻译时,他就重重地点头。他的脸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我得到第一个儿童文学奖项,第一次站在许多人面前说话时,满手冰凉的冷汗。那时,我也看到一个我小时候喜欢的儿童小说家,像胡勒先生一样,以一种为孩子师表的端庄和热忱笔直地坐着,认真地看着我,重重地点头,表示自己的关注与支持。那是一种职业习气吧。朗读会散了以后,我们一起去了咖啡馆,他要的是清淡的牛奶咖啡,像我想象的一样。他温厚而客气地把他的书签名送给我,说:“也许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可以为你翻译的朋友,他可以把我的故事告诉你。”

那天晚上有记者采访,就约在咖啡馆楼下,那天有一个艺术团体在演瑞士相声,楼上笑声震天动地。那个记者问到我对瑞士作家的感觉,我说,我今天知道全世界的作家都一样,使用的语言不同,可气质相通,天生就是干这寂寞而时髦的职业的。

来源:《咖啡苦不苦》 作者: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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