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从小就被培养成马其顿的领导人。马其顿这个希腊北部的小王国与临近城邦国家，尤其是大敌波斯，长年交战不休，这意味着亚历山大必须学习如何带军打仗。当他的父亲遇刺后，亚历山大随之登基，他迅速超越了民众对国王的所有期望。不仅保证了王国的安全，还击败了波斯帝国，征服了从埃及到印度北部的广阔领域。

亚历山大拥有一具额外的武器：诗人荷马所著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他年轻时通过研习这部史诗学会了读写。多亏了他的老师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才能以非同寻常的强度研习这部史诗。当他走上征服之路，荷马史诗中早期希腊远征军围攻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计划蓝图。即使特洛伊这个城邦并没有军事意义，亚历山大还是于特洛伊城稍作停顿，在此想象自己将如何重演《伊利亚特》的跨海远征。在整个征服异域的军旅中，他一直伴随着这部史诗入眠。

荷马史诗在文学史中地位超群，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古希腊的图书馆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营火。这部史诗有助于塑造了整整一个社会及其伦理道德。正如作家坎尼泰拉（Howard Cannatella）所写：”荷马史诗涉猎众多，其中描述了早期希腊文化的’思考形式’。这部史诗的故事展现了希腊人的社区是如何出现、生存、并建设制度的。荷马以读者（因荷马可能是吟唱诗人，有可能是听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设计了故事中的事件，以此揭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比如勇敢，会对大众产生怎样的影响。”

《伊利亚特》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亚历山大从史诗中汲取灵感，然后通过征服异域将希腊语转变成庞大疆域的共同语来回馈荷马，从而奠定了《伊利亚特》成为世界文学的基础。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和希腊殖民城邦帕加马（Pergamum）创建了伟大的图书馆，从而为后人保存了荷马的巨作。

这件事证明了，故事可以在书本之外产生意义。哲学家柏拉图向文学艺术提出挑战，要求”艺术不仅令人愉悦，还要对宪法和人类生活都有益处”。如同坎尼泰拉（Cannatella）所说，”对亚里士多德（像极了柏拉图）来说，诗歌不仅可以激发内在的情绪反应，同样还能激励人们成为更美好的人。”

通用语言

如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和玛雅文明的圣书《波波尔·乌》（PopolVuh）一样，《伊利亚特》是典型的人类早期文学作品。这部史诗是整个文明的参照点，告诉读者（或听众）他们来自何方，以及他们又是何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传统都以国王和征服为史诗般的叙事开启篇章。中国文学建基于《诗经》，这部诗歌集由一系列看似简单的诗歌组成，后来扩展到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诗歌不仅是专业诗人关注的领域，在过去，如果一位有抱负的官僚文人（士大夫）想进入中国庞大的政府机构，需要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其中要求对诗歌有深入的了解，而更高级的政府官员则要求可以一拍脑袋就吟诗一首。

《诗经》中收集的诗歌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当日本寻求脱离中国获得文化独立时，就是通过创作自己国家的诗集来实现。）

诗歌的重要地位也塑造了世界文学中的第一部伟大小说：《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这部小说的作者日本文学家紫式部，在她兄弟受教于塾师时在一旁偷听，以此自学中国诗词。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不期望女子通晓中国文学。在成为日本皇室深宫的一位侍女后，她凭借自己的中国文学功力撰写宫廷生活，创作了长达一千多页的伟大名著。紫式部笔触细腻，人物心理刻画生动，为赋予小说高级文学的地位，她在作品中收录了近800首诗歌。

空白的画布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识字，新技术的出现，尤其是纸张和印刷品，增加了书面故事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这两项发明降低了文学的成本，为新来的读者提供了获取书面故事的渠道。新读者的到来意味着需要新的故事，以迎合新读者的口味和兴趣。

这种发展在阿拉伯世界尤为明显，阿拉伯国家从中国获得了造纸秘籍，并将造纸变成一种繁荣的产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原本只能通过口头讲述的故事变成了书面材料，汇集在故事集中，比如《一千零一夜》。

比古老的史诗故事或诗集更加丰富多彩，《一千零一夜》给人以娱乐的快感，也同样能教诲益人。全书由女子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讲述的令人难忘的故事构成，还有那个发誓杀死所有与他共度一晚之女子的国王。面对一定会被处死的前景，舍赫拉查德开始讲故事，一个接一个的讲，直到国王自己从杀人誓言中醒悟过来，不仅封舍赫拉查德为王后，舍赫拉查德本人也成说故事者的英雄。

诗歌集、故事集和史诗长期影响着后代文学。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选择用叙事诗的形式来阐述和描绘基督教对地狱、炼狱和天堂的看法，其作品《神曲》可与古典作家相媲美。（他聪明地将荷马放置在地狱的边缘，因为荷马不幸生于基督之前的时代）。

但丁写《神曲》，不仅使用高度认可的拉丁文，还用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uscany）方言。但丁对托斯卡纳方言的青睐使得这种方言最后成了意大利的法定语言，即现在的意大利语，这是文学对塑造语言的贡献。

文学命运所经历最大一次转变发生于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借鉴中国技术在北欧发明印刷术之时。古腾堡开创了今天大规模印刷和大众文化的时代。在文学方面，那个时代被以”新奇”之意命名的小说（小说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ovella，意新奇）所主宰，尽管之前还有重要的前辈作家，如紫式部。小说没有古典文学的形式累赘，因此新类型的作者和读者可以脱颖而出，尤其是女作家的出现，她们运用灵活的形式来捕作现代社会最紧迫的问题。

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为后代科幻小说的开端，预示了人类将挣扎于科学万能的乌托邦诺言与科学可能毁灭人类这两者之间。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 1984》和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Handmaid’s Tale）所表现的政治反乌托邦是秉持这一传统的最新范例。

与此同时，小说也被新兴国家用来维护主权独立性，正如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拉美文学繁荣”期间发生的那样，哥伦比亚文学家马奎斯（with 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小说《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描写跨越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希望捕捉到整个拉丁美洲文化的神髓。政治独立需要文化独立，而小说则是获得文化独立的最佳途径。

与很多其他作家一样，上述近代作家从大众文化的时代获益良多，但印刷媒体也使文学更容易遭到控制和审查。对于生活在纳粹德国或苏联等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的作者，这是一个特殊问题。为了逃避审查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地下出版系统。

今天，我们生活在书写技术的另一场革命中，这场革命至少与中国发明造纸和活字印刷，或在北欧古滕堡重新发明印刷术一样重要。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读写方式和文学传播的方式，以及决定谁可以从事文学写作。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写作和文学的新时代开端——书写世界必将再次改变。

本文写于2018年5月4日

来源：BBC 作者：马丁·皮斯纳

马丁·皮斯纳是哈佛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也是《书写世界：塑造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故事力量》（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Civilization）一书的作者，该书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