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酒不欢

当时啤酒在北德占据重要地位的时间还不长，不过250年。啤酒一家独大的时代开始得更晚。

早期的日耳曼人虽然和色雷斯人、斯基泰人等其他原始民族一样饮用啤酒，但并未像古希腊人崇拜葡萄酒般将啤酒神化为生命的核心。但另一方面，啤酒那时也已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它的原料是大麦和小麦，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惊讶地发现其味道“类似变质的葡萄酒”。就是这样一种饮料，让通常丝毫不具备批判思维的罗马人写下了一段颇具历史哲学意义的话：“如果我们助长日耳曼人的酒瘾并向他们提供取之不尽的啤酒，这也许会成为比任何武器杀伤力都大的利刃。”但古日耳曼人所饮的啤酒必定不同于我们今日所饮。根据可查的证据，八世纪以前，德国还没有啤酒花，1070年以前，也没有人使用啤酒花酿酒。

但是，德国人对罗马文化的了解越多（至少在边境地区），他们啤酒的消耗量就越小。罗马士兵、商人、法学家所到之处，啤酒更是销声匿迹。根据古罗马史学家普林尼（Plunius）的记载，在西班牙和高卢（在罗马地区）燃起的啤酒酿造的星星之火很快就被葡萄酒浇灭了。他也写道，人们曾将啤酒称为“谷物女神的力量”。但当时葡萄酒更为强势！在位于古罗马界线以西和以南的德国，葡萄酒的影响也胜过啤酒。在这片曾被罗马殖民过的德国土地上，啤酒直至今日也未曾当过绝对的霸主。

地中海岸的人口迁移让德国人深刻认识到了葡萄酒的优势地位。在伟大的中世纪的日耳曼，啤酒毫无地位。在多瑙河畔和苏黎世的宫廷中，在博登湖畔、内卡河畔和美因河畔，人们自然是不喝啤酒的。直到中世纪末，啤酒才作为一股强大的工业力量，强势地从最北边的海岸往南扩散。一颗巨星从一座500年来一直身处北海浓雾之中的骄傲的城市升起！

它是宠儿，是财富，为汉堡人民服务。

不超过100年前，麦加的咖啡征服了奥斯曼帝国。此时，啤酒也踏上了从汉堡到荷兰、日德兰半岛、瑞典和俄罗斯的征程。汉堡的帆船载着沉重的货物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松德海峡1和贝尔特海峡穿梭。船上有啤酒以及特别的啤酒伴侣——鲱鱼罐头。船只航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喝啤酒、吃鲱鱼的狂欢。鲱鱼咸嗓，啤酒解渴。须德海岸、弗里斯兰诸岛、卑尔根、赫尔辛堡、格但斯克、里加、格尼斯堡2，到处都是翻着白浪的黄色海洋；狂风之中，处处呼啸着汉萨联盟的旗帜。

据史料记载，14世纪，罗斯托克的货船运出的商品同样多为啤酒，目的地多为布鲁日。但丹麦人经常半路打劫，将啤酒劫回自己的城市。莎士比亚为丹麦人的嗜酒成性写下了永垂不朽的篇章。哈姆雷特的叔叔掌权的宫廷嗜酒，每当国王举起酒杯时，甚至还要鸣炮：

昏天暗地的滥饮让我们在远近各国中臭名昭著。

人们叫我们酒鬼，在我们的名字前添上肮脏的形容词。

确实，它让我们的行为失了我们最重视的规矩3。

总而言之，那时的北欧无酒不欢。站都站不稳的战士们带着啤酒、战斧和利剑远航。在连桅杆都结冰的天气，啤酒能让身体感到暖和。沾满水和啤酒沫的船帆因此发臭，浓烈的麦芽味随风弥漫在空中。带着酸味的啤酒桶口冒出一道道黄白相间的手臂般粗的泡沫，就像诺曼人黄白相间的胡须。

无论西北还是东北，整个北方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啤酒窖。人们的眼里、血液里、肝脏里、声音里、心脏里、感觉器官里，啤酒无处不在。无论用理性思考还是用感性感知，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啤酒。汉堡对丹麦的战争成本中，啤酒支出往往占主要部分。濒临波罗的海的施特拉尔松德市拨给其军队的款项中，整整2/3都用在了啤酒上。吕贝克市为海战支出的2640德国马克中，有1140马克用于购买啤酒。根据汉萨同盟留下的书籍记载，当时20名海员平均每天可以消耗260升啤酒。在汉堡市一份出自1400年、记录了近1200个商人和政府单位负责人的名单中，有460名酿酒工人，100多名桶匠。据其记载，45%的手工业者从事的工作都与啤酒有关。

酿酒师同时也是商人和啤酒贸易的垄断者。他们想方设法在荷兰和弗里斯兰销售啤酒，直到接近1400年时，荷兰为了保护哈勒姆本地的酿酒业而禁止从北德进口啤酒。于是，佛兰德斯自己也成为了酿酒大国。我想起了英雄人物甘布里努斯（Gambrinus）——查理大帝时期的一个公爵，他那时已懂得酿酒术。后来，菲利普国王统治的喝葡萄酒的西班牙人占领佛兰德斯时，他们在大街上、市场上和行会里都遭遇了啤酒的顽强抵抗。

外貌革命

大约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从北欧的艺术中衍生出一种新的美：魁梧男子的美。这种类型的美在哥特式时期尚未出现。无论是瑙姆堡大教堂、斯特拉斯堡、班贝格、马格德堡的人像雕塑，还是骑士和神父的墓碑雕塑，没有任何一个雕塑渲染身材的高大，因为哥特式时期的艺术家和其他所有时期的艺术家一样，创作时都崇尚自然主义。早在中世纪时，真实的人物形象与美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就互为灵感。不考虑画中本人对肖像作品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时的北欧没有肥胖之人，或者即使有也只是个例。人们只会说他们不过外形比较夸张（比如《堂·吉诃德》中的西班牙人桑丘·潘沙），而不会将他们归为一种“类型”。像约翰牛4一样代表英国容克5的形象在中世纪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长成这样的容克。

人文主义兴起初期，欧洲东北和西北的居民的体形突然发生了变化：苏格兰人、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芬兰人，尤其是北德人的体形开始发胖。身材肥胖的恰恰都是上层人士：王侯、艺术家、学者、军官和宗教界、美学界、音乐界的天才。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自地球存在以来，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体形与其健康、权力、智慧和地位成正比。1400～1700年之间，这个体形规律在北欧不胫而走，无需任何人传播。

北欧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身材魁梧：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军官乔格·冯·弗伦茨贝尔格（Georg von Frundsberg）、马丁·路德、德国人文主义学者皮尔克海默（Pirckheimer）、德国神学家约翰·冯·施陶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德国著名雕刻家皮特·费舍尔（Peter Vischer）、德国著名诗人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德裔作曲家亨德尔（Handel）、著名音乐家巴赫、丹麦—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普法尔茨—劳恩堡公国的伯爵及选帝侯奥腾里希（Ottheinrich）、勃兰登堡的大公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姆（Friedrich Wilheim）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人。

站在他们面前，就像站在一块种满肉的菜地面前。他们认为自己有如此身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我们今天为了美而修改他们画像的行为。众所周知，古斯塔夫·阿道夫有一张在吕岑会战中骑在战马上的画像，画像上，国王真实拥有的大肚子不见了。在当时，苗条可是病弱的表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尤金王子（Eugen）和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e）确实不是身强体壮之人，而是“紧张的瘦子”。但若在当代，身材苗条的他们身着晚礼服或休闲西装，看起来一定比巴赫或亨德尔健康。

但只有北欧迎来了“胖子掌权”的时代——南欧一如既往地以瘦为美。饮用葡萄酒的人，如西班牙人、南法人和中法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匈牙利人和多瑙河沿岸的葡萄农不在这个庞大的新群体之列，即使有，也只有极少数。因为，这个新群体的出现缘于一种新的饮品：啤酒。

葡萄酒清理人的内脏，且其效力只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浓红葡萄酒除外），而啤酒是一种高营养含量的饮料，喝一口啤酒等于同时摄入蛋白质、糊精、营养盐、糖、啤酒花和麦芽。1升啤酒含5克蛋白质、50克碳水化合物。如此数量的营养物质以液体形式——而且还以碳酸为主要成分进入人体，也许这是导致这场外貌革命的原因。在啤酒刚成为全民饮料时，这场革命还没有迹象。

在啤酒大消费时代，也就是15～17世纪，人们不像今天一样只在餐厅或啤酒厂喝啤酒，每家每户均可酿酒，这恰恰是危险所在。一切享有公民权利的人都有酿酒权。当权者对此喜闻乐见，因为每一口酒都是要纳税的。啤酒的消费要接受监管，从选帝侯约翰·乔格（Johann Georg）1661年颁发的税令中可以大致窥见，那时城市或乡下都有人违法酿酒。有明文规定，家庭酿造的啤酒不可“以任何名义进行售卖或公开零星售卖”，但没有人在意这条禁令，人们依旧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啤酒。

一种物品对法律的影响也许是评价其对人类生活的意义的最好标准。德国科学作家尤里斯·贝恩哈德·冯·洛尔（Julius Bernhard von Rohr）于1719年收集整理了“德国家庭法中所涉必备实用物品”。在1000页的篇幅中，他花了逾50页来介绍“与啤酒酿造有关的东西”。啤酒对德国人的经济和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同样受到如此影响的还有德国人的姓。15世纪时，德国诞生了很多带“啤酒”的姓，如“啤酒男”“啤酒朋友”“啤酒车”等。6这些滑稽又常见的姓名将一个人与他最爱的饮料合而为一。

人们的一天以啤酒开始，又以啤酒结束：早上喝啤酒汤，中午是啤酒汤配其他食物，晚上再来一碗热腾腾的啤酒煮鸡蛋。啤酒的口味多种多样，比如有加葡萄干的和加糖的，啤酒还被用于煮鱼或香肠。尽管啤酒是冷饮，但它以各种你能想象得到的形式出现在不同场合：有客来访时，与人会晤时，洗礼仪式上，丧葬酒席上。人体内碳酸泛滥，人的相貌也随之改变。因为血液中的碳酸要在呼吸过程中排出，因此，长期大量摄入碳酸不可能不给个人和民族带来相应的后果。

许布纳在1717年出版的《交际百科全书》中已经告诫读者，不要饮用不纯的啤酒，因为它“虽能增肥”（肥在那时是种赞美），但会“引起便秘和使人呼吸困难、短促，尤其使人迟钝……”啤酒使人迟钝！书中写道：归根究底，啤酒没给悠闲、谨慎的北方人带来什么好处。体内年复一年不断膨胀的碳酸球让他们思考和感知的弧线越来越长、越来越稳定，换言之就是越来越迟钝。啤酒馆内人头攒动，烟雾缭绕。人的脑袋瓜犹如大海上的浮标，虽然随波起伏，却又是上了锚的。他们的声音浑浊不清，说起话来一副烟嗓，不似喝葡萄酒的人那般阳光洒脱——啤酒使人忧郁又易怒。

斯堪的纳维亚在20世纪的今天通过其体型革命干成了一件大事：北欧少年的身材受到了广泛的认可。连歌德都曾梦想拥有这样的身材！在反对啤酒的人中，没有人比他的渴望更强烈。他曾对科内波尔（Knebel，魏玛宫廷的皇子太傅，也是歌德的好友）怒吼，啤酒使神经麻木，使血液浓稠直至堵塞。他说：“如果继续如此下去，不出两三代，我们就会看到啤酒肚和烟嗓将德意志变成什么样子！这将最早体现在我们文学的肤浅、畸形和贫瘠之上，而我们那些同行们还将对此颓废景象高声颂扬……”

不可能的正面交锋

咖啡是否将与啤酒巨人正面交锋？答案是，不可能！尤其在占优势地位的啤酒痛击葡萄种植业，甚至开始将德国某些地区的葡萄藤连根拔起之时，这场正面交锋更是毫无可能。

早在啤酒取得关键性胜利之前，葡萄酒在德国的发展轨迹就很特别。中世纪时，北欧和东欧也种植葡萄。至于为什么后来不再种植，外行人声称是由于气候变化，但这种说法是毫无依据的。更合理的原因是：在连年战乱的时代，疲于战争的人们放弃了复杂的葡萄种植术和葡萄酒酿造术，转向了简单许多的啤酒酿造。

在勃兰登堡公国的沙地上种植葡萄不是件易事，不像在莱茵河或多瑙河边（公元280年，罗马皇帝普罗布斯的士兵在这里栽下第一株葡萄藤）。尽管如此，中世纪盛期，葡萄酒还是温柔地向东扩展。细小的葡萄藤占领了易北河流域的波西米亚、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山丘。一同种下的也许还有美好的生活和习俗。葡萄种植一直延伸到默默尔附近，并有长驱直入立陶宛之势。

于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六年前逝世的旧兰茨贝格的传教士之子尼古拉斯·劳伊廷格曾称赞当地的葡萄酒出口业和葡萄的质量，不过一代人的光景，葡萄就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也许易北河砂岩山脉地区的葡萄种植也“由于各种病害、霜冻等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根据选帝侯约翰·乔格的记载，1661年时人们仍种植葡萄，但葡萄的收成少得可怜，以至于不得不取消葡萄酒进口税。萨克森的后方无法再满足德累斯顿餐桌上的葡萄酒需求。像北德、东德和中德的各处一样，萨克森也加入了啤酒的阵营。

在柏林，“葡萄酒酿造师大街”和“葡萄山路”等街名尚能让人想起这里曾是葡萄酒的天堂。巴尔尼默丘陵地带和平缓的泰尔托山地曾经是一片金绿色的海洋。九月的秋风温柔地给葡萄梳着头，十月就是收获葡萄的季节。时过境迁的柏林！1578年颁发的《勃兰登堡葡萄酒酿造师行为准则》（die Brandenburgische Wein-MeisterOrdnung）非常清楚地描写了葡萄酒的酿造过程。比如，“即使葡萄酒被烧焦酿出了烧酒，酿酒师也应严格按照准则操作，并力求酿出有益的烧酒”。但是，有什么益处呢？半个世纪后，当三十年战争来袭时，烧酒挺住了，而葡萄酒却在短暂的昙花一现后逃跑了。

它又逃回了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回到了莱茵河、美因河和多瑙河的河谷。被三条河流环绕的南德地区是啤酒的天下。尤其自从甘布里努斯占领了巴伐利亚高原后，啤酒便拥有了绝对的霸主地位（在相对较晚的时期，因为布伦瑞克的酿酒师的到来才实现）。如此情形下，咖啡要如何真正从维也纳和雷根斯堡打入这里？这里的人不认为咖啡是必需品，甚至认为咖啡的功效“很不德国”。

普法尔茨的丽兹洛特郡主（Liselotte von der Pfalz）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她成为法国奥兰多的菲利普王妃后被迫生活在巴黎。这位依恋故土的王妃乐此不疲地在她的信件中抨击喝咖啡的行为。1712年12月，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既不喜欢茶和咖啡，也不喜欢巧克力。但相反地，啤酒汤却能让我感到莫大的快乐。但我在这儿喝不着啤酒汤，法国的啤酒糟透了……”1714年10月22日的信中她又写道：“咖啡、茶和巧克力我不喜欢，也无法理解人们为何喜欢这些东西。一道由酸菜和熏肠做成的菜对我而言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媲美的美味佳肴……一碗熏肉白菜汤胜过一切巴黎人贪恋的甜品。”1716年2月26日的信中她写道：“我很少吃早饭。即使吃，我也只吃黄油面包。我无法忍受一切国外的调料。我不喝咖啡，不吃巧克力。我讨厌它们。我就是非常想念德国的味道，在吃喝方面，只有祖先留下的传统美食让我喜欢……”

但这种非家乡美食不可的生活方式也有其消极的影响。咖啡在中欧的发展比在西欧慢，它在这里成为国民饮料的时间比在英格兰和法国迟了80年。这便导致这里的饮酒风气更浓，持续时间更长。近代伊始，德国便已经成为了被酒精淹没的国家，三十年战争中，所有阶级对酒的依赖都是一样的。大量饮用烧酒、啤酒、葡萄酒（在葡萄酒不太昂贵的地区）仿佛成了那可怕的几十年中唯一的“百忧解”。在几乎处于相同处境的英格兰人开始极力戒酒时（这点我们之后还将详细讲述），德国人整体而言对戒酒方法所知甚少。

酒精曾是人的第二生命。它的功能早已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不断“创造”新的需求，让整个人类社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无论皇亲贵族还是平民，无论手工业者还是学者，无论农民还是士兵，所有人都掉进这个深渊，摔得粉身碎骨。无节制的酗酒使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变得麻木，其伤害几乎大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些皇宫通过张贴告示的方式禁止“非基督式的、牲畜般的饮酒方式”。但很少有人将这条禁令放在心上。很有自知之明的萨克森选帝侯在自己的餐厅里挂了一张油画，画上一群猪和狗坐在一块布告牌旁。油画下方写着两行话，大意为：

看什么看，你这个好吃好喝之人，呐，这里有你的兄弟；

滥饮之后，你也一样。

汉诺威的大公夫人索菲·夏洛特（Sophie Charlotte）曾描述过，荷尔斯泰因的公爵曾喝下很大一杯酒，以至于之后全吐了。她描述道：“……后来他又再灌下了第二杯，以显示他对我的热情。”只有在崇尚葡萄酒文化的地方，也就是意大利的边缘地区、奥地利的蒂罗尔和施泰尔马克的宫廷，人们的举止才更为得体。在坐落于以葡萄酒为饮料之王的维也纳的德国皇宫里，滥饮和劝酒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尽管如此，在奥地利的漫长历史中，曾有一位名为米夏埃尔·冯·威尔特海姆（Michael von Wertheim）的伯爵当着国王的面在议会上小便。此事成为了莫大的笑柄。

在那段特别的历史时期，一位名叫雅各布·巴尔德（Jakob Balde）的耶稣会士——一名优秀的传教士成立了一个“瘦子协会”。因为他发现，1638年时，苗条、挺直的德式身材在上层社会中变得尤其稀缺，每个人都挺着肥胖的啤酒肚。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W. Leibniz）1690年左右从意大利回来后，为时过早地宣称，北方人现已不再那么“放纵和酩酊大醉”。关于酗酒的“陋习”，他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的祖先复活，我们一定会制止他们酗酒的”。而事实上，17世纪的人对酒的依赖远远超过我们的祖先。

人称“强力王”（August the Strong）、来自萨克森的奥古斯特国王48岁生日时，多恩霍夫伯爵夫人（D.nhoff）举办了一场盛典。1718年有文字记载如下：易北花园张灯结彩，女人们都打扮成牧羊人的模样。就连鹦鹉、猴子和黑奴——总之一个富裕的巴洛克宫廷一切的应有之物全都参加了庆典。但庆典之上却发生了一件在意大利的宫廷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启蒙运动早期的学者和政治家约翰·米歇埃尔·冯·罗恩（Johann Michael von Loen）写道，国王所在之处觥筹交错，突然之间下来一道严格的命令，禁止任何人离开花园，因为国王身边的人决定喝趴来自华沙的客人。由于萨克森和波兰共受同一君主统治，撒克逊人曾将大个子的波兰人视为仇敌。几乎不饮酒的波兰人脸色发白，身体摇摇晃晃，脚步踉跄地围着国王跳舞。这位纂史人充满同情地写道：“一个可怜虫的内衣都被汗水打湿了，看起来生不如死。还有一个人威胁道，如果不立即让他离开花园，他就当着国王的面为所欲为。”

酒精如此祸害德国宫廷，臣民也如此上行下效。当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教养的贵族，如萨克森的多纳（Dohna）伯爵出访他国时，其与众不同的举止不免令人意外。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inrich IV）向玛利亚·冯·美第奇（Maria von Medici）介绍他时说：“这就是他！您会将他看作一个德国人吗？”

中欧的文化和礼仪曾如此堕落。匈牙利纂史人赫尔曼·瓦姆贝里严肃地提出一个质疑：虽然土耳其人曾作为侵略者入侵维也纳，但他们“自己的家乡是不是有比当时的欧洲更为伟大的文化值得炫耀呢？”

当然，在一些宫廷中，王宫贵族和学者们可能是另外一种统治风格。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姆的宫廷便拒绝放纵无度的生活。早在那样一个放纵无度的时代，柏林已经名声在外。

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姆不止在一个方面显示了西方统治者的特征。他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国家，看到了当德意志帝国在受人辱骂的战争中自取灭亡时，荷兰是如何扩张和赢取殖民地的。在勃兰登堡向瑞典发起的波美拉尼亚战争期间，荷兰人本杰明·劳勒（Benjamin Raulé）向弗里德里希提供了一支舰队。战争结束后，弗里德里希没有解散舰队，而是将其派往几内亚，去非洲掠夺殖民地。效力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少校及旅行学者奥托·弗里德里希·冯·德格罗埃本（Otto Friedrich von der Groeben）在西非建造了大弗里德里希堡作为殖民地，并在西非的黄金海岸插上了勃兰登堡的旗帜。非洲的酋长们向柏林派去使者，向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献上了崇高的敬意。就连塞内加尔河畔都有被勃兰登堡统治了数十年之久的殖民地，直到妒火中烧的荷兰人出手制止。

是什么促使这个小小的地区的选帝侯远征他国？不只是巴洛克式的对权力的欲望。在那个“船只满载香料在海上穿梭”的时代，免税原料自然是一大动力。西非可供应黄金、糖、优质木材、棕榈油、花生、鸵鸟毛、象牙等资源。

人们说只有长在家乡附近的东西才是好的，但这个观点弗里德里希绝对无法赞同。奇妙的是，在弗里德里希位于柏林的皇宫中（且极有可能只在小范围内），早在17世纪70年代已有人喝咖啡。而且，弗里德里希及其夫人所喝的咖啡来自荷兰。弗里德里希想必是通过宫里的荷兰医生认识咖啡的，因为他有咖啡。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学者原名科尔内利乌斯·德克尔（Cornelius Decker）。他的父亲在家乡经营着一家小旅馆，旅馆里画着一头彩色的牛，因此，街坊们给他起了科尔内利乌斯·彩牛（Cornelius Bontekoe7）的绰号，他便干脆以此为笔名。他研究笛卡尔，曾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生活过，写过一本让化学界发现酸碱本质的著作，最后被弗里德里希请到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8的大学执教。

笛卡尔发现了人类思维不断变化的本质，并写下了“我思故我在”的至理名言。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618年发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血液不断循环的规律，在生物学上做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一有机会，德克尔就向学生强调：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是近代或整个世纪最伟大的事情。人体内竟然有一条永无止境的“河流”哺育着各个器官，就像尼罗河哺育着埃及。此前，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至少知道得不那么清楚。它椭圆形的运行轨迹也妙不可言，如同天体的运动轨迹一样，首尾总是相接。心脏向主动脉供应的血液会在23秒后通过静脉重回心脏。当你发现血液循环的秘密时，你也就发现了人类天性的另一面：好动、爱旅行、不安分。

那个时代的人的另一个兴趣就与之有关：航行世界。人们沿着椭圆形的轨迹环游世界，将地球的各个地方联系起来，将商品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德克尔的学说足以促使统治者进行航海和贸易。他由大及小地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只有流动的血液才是健康的，那么一切能加速血液循环的东西必定也是有益的。

尤其茶和咖啡是其中佳品，它们能加速血液的循环，活跃人的思维。喝咖啡的人的视力和血液循环都没有问题。

德克尔在医嘱中夸大了茶的作用。他在其《医学基础理论》（Medizinische Elementarlehre）中甚至写道：“我们建议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喝茶！每个人，无论男女，每天——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应该每小时都喝点茶。从每天十杯开始，随后增加，只要胃和肾脏可以承受……”如果今天我们听说一个病人每天要喝50杯茶，我们一定会想，德克尔当年在柏林的皇宫肯定要了一些人的性命。总而言之：在一个统治者毁于碳酸、酒精和中风的时代，的确需要德克尔这样的智者。

德克尔38岁时便去世了，还没来得及亲自验证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的论文《延长寿命的方法》中的长寿之法。1685年1月10日，他奉命给弗里德里希搬书上楼，由于光线过暗摔下楼梯，并因此去世。

就这样，他的血液停止了循环。一个生命结束了，带走了未尽的话语。随着德克尔的去世，咖啡也在柏林消失了。

这时距哥辛斯基为维也纳和维也纳人发现咖啡已有两年。

1.又名厄勒海峡。——译者注

2.即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原属德国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分给俄罗斯，后更为现名。——译者注

3.如果哈姆雷特生在当代，在巴西研究院1932年的咖啡世界贸易记录中读到他的国家——小小的丹麦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为11.5磅，位于所有咖啡消费国之首时，他一定会惊讶万分。

4.约翰牛，英文名为“John Bull”，一个文学作品中的虚拟形象，一个矮胖的绅士，源自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后逐渐成为英国人用以自嘲的形象。——译者注

5.容克，德语 Junker 的音译，意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编者注

6.啤酒一词德语为“bier”，那时出现了“Biermann”（啤酒男）、 “Bierfreund”（啤酒朋友）、“Bierwagen”（啤酒车）等诸如此类的姓。——译者注

7.荷兰语为“bontekoe”，意为“彩色的牛”。——译者注

8.德国有两个城市名为法兰克福，我们平日所说的法兰克福多指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译者注

来源：《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作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 翻译：陈琴、俞珊珊 版权：本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kaweh.net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