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文人、诗人到哪里去呢？你或者要问。举个例说，去南昌街的一些茶室，去衡阳路的“田园”，或武昌街的“明星”，几张极其简陋的藤椅，椅旁一些盆花，放的全是古典音乐，喝一杯四、五元的“长命”清茶，坐一个下午，谈诗、论文、讲艺术革命。──叶维廉

庄佳村绘，作家咖啡屋(1994.4)

素朴的1960年代，赤肉面一碗一元，花生汤一碗五毛，三轮车满街跑，街坊邻里仍有互信关系，资讯不算流通，联系也不甚方便。诚如诗人叶维廉所言，当时文艺青年就将咖啡馆视为发现彼此、交换讯息的空间场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明星』吗？我喜欢这些小壁灯，这笨拙的大理石桌面，让你觉得很安全。”林怀民曾在小说里写道。

然而，安全的大理石桌外，实为一个不安全的世界──1950年韩战爆发、1962年古巴危机、1965年越战爆发，美苏的军事竞赛深深牵动着国际情势。而中共在1953 年韩战结束后，就将矛头转向台湾，并于隔年陆续发动规模大小不等的炮战和所谓“单打双不打”攻击模式，直到1970年代末才结束炮战时代，台湾在整个1960年代都笼罩在战争的威吓中。

“诚实”攸关生死，无法轻易为之

除了外来压力，台湾内部也是压力锅状态──国民党进行白色恐怖统治，全面钳制思想与言论自由，文化政策亦由官方主导，一切文艺活动皆以促进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任务为宗旨，1955年的“战斗文艺”更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然而，随着美国对台经援，美国文化也透过各种机构渗透进来，西方文化就在此环境机制下开始落地萌芽，“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尤其吸引每一个被禁锢的心灵，追逐西方文化也慢慢成为知识分子在白色风暴中的心灵出口。

于是，1956年9月由夏济安领导创刊的《文学杂志》，首度针对反共文学的陈腐俗套及其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发出温和的反叛声音。其以古今交融、中西互映为编辑方针，刊登旧诗与新文学之外，也引进西方文学作品、理论和文艺思潮。创刊号在〈致读者〉中写到：

我们虽然身处动乱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 我们不想逃避现实。 我们的信念是： ──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 ──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

“然而在那个弥漫肃杀之气的时代，“诚实”攸关生死，无法轻易为之。而后的《文星》、《笔汇》等刊物，都是反共文艺大行其道之下的另类声音，只是他们只能低调反叛，以“伟大传统”为护身符，来掩饰他们“西化”、“反传统”的真面貌。”

这些引介西方文化的刊物，在1950年代并未形成巨大力量，直到《文学杂志》停刊、继起的《现代文学》才慢慢展现了西方文化的具体移植成果。《现代文学》成员以台大外文系学生为骨干，包括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李欧梵、叶维廉、刘绍铭、杜国清……等，从1960年至1973年间，共刊行51期，贯穿整个1960 年代，培养了许多年轻作家，包括黄春明、七等生、施叔青、李昂、李永平、林怀民、陈映真等。

据说，《现代文学》的编辑伙伴们会将卖不完的《现代文学》，一包包提到周梦蝶的诗摊，大伙再一起走到楼上的“明星咖啡馆”，喝杯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

我们呼吸的是纯粹，是诗，而不是会议和运动

始于1950年代的咖啡馆文艺现象，如“朝风”、“田园咖啡馆”皆以音乐著称。1957年，大学联考落榜的诗人杨牧，离开故乡花莲到台北重考，经常出入“田园”，进而结识吴望尧、余光中、夏菁、叶维廉、周梦蝶、痖弦、洛夫、商禽等诗人。

“田园”对面是文星书店，附近还有东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等，是当时文青经常盘桓的地区，正值18岁的诗人杨牧曾写道：

有些日子朋友们写诗就像掷标枪比赛。那些日子新出版的诗刊每期总登有几首好诗──有些“名句”我到今天还脱口背得。诗的生命极新，诗人的追求欲望极大。我们不容易听到什么陈腔；每一个人都在试验，探求新意，没有人担忧什么“伪诗”。“田园咖啡馆”里的诗人聚会，小酒肆里的辩论谈心，我们呼吸的是纯粹，是诗，而不是会议和运动。

1960年代后，台北渐渐衍生一些专为文人设计的咖啡馆，文人在里面的活动，也由早期的聆听西洋古典乐，转变为专事写作。隐地曾追忆在“明星咖啡馆”写作的日子：“从前的『明星』，也是我写作的地方。……听焦桐、曾尧生说过，年轻时候到台北的第一件事，先到武昌街『明星』楼下看周梦蝶的诗书摊。其次，传说楼上的『明星』永远有许多作家正在写作，有人所以也上楼叫一杯柠檬水，其实只是想看看黄春明、林怀民、白先勇、雷骧、陈映真、季季等作家。”

诗人周梦蝶的诗摊强化文人在“明星”的凝聚力，而“明星”也带动了台北文人咖啡馆的风潮，之后“文艺沙龙”、“作家咖啡屋”、“天琴厅”、“野人”等咖啡馆相继而立。

“文艺沙龙”的构想始自朱桥，取名沙龙是认为台北文艺界需要一个类似于西方沙龙的场所，可以聚集艺文界人士。于是找来了有钱的诗人绿蒂投资，而翻译家罗珞珈则为沙龙女主人。而“作家咖啡屋”顾名思义是由一群作家联手打造，由梅新首创其议，征集诗人、画家、作家等筹划一间咖啡屋，据说筹备会是在一场牌局上召开的。

“作家”开业之初声势浩大，原来聚集“明星”的文人一度转移阵地，是文艺圈的轰动大事，加上有计划地主办各种文艺活动，包括座谈会、诗歌朗诵会、作家夜谈、画展、诗展等活动，很快成为台北作家和艺术家的最新聚集之地。无奈好景不常，共同集资开业的作家们缺乏商业细胞，租金又高，收支无法平衡，因此日益亏损，直到股东们老本赔光才关门大吉，营业寿命只维持两年。

“天琴厅”则无租金压力，维持较久，原来聚集“作家”的部分文人也转移到这里，一时颇为风光。“天琴厅”出资人是医学界名人董大成，实际经营者是其子董世光，当时他还是北医的学生，因为社团同学的画作无处展览，于是兴起开设咖啡馆作为展览场地的念头。董大成遂将家里的一楼及地下室改装为咖啡馆，里面有120多个位置，从早上营业到晚上，从来不赶客人。

位于西门町峨嵋街地下室的“野人”名曲咖啡室，命名灵感源自成语“野人献曝”，开业理念是“希望借由轻柔的音乐和咖啡来传递文学的意念，让文学的气氛冲淡工商业社会留给人们的茫然之感。”虽然如此，“野人”之后却受到美国嬉皮文化的影响，开始播放前卫的摇滚乐，声响震耳欲聋，因此渐渐聚集许多热血沸腾文艺青年，在拥挤喧闹的空间里传递着最前卫的文学和艺术。隐地曾在追忆文章中写道：“有些人的行径真的接近野人。”

1960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游离现实

1960年代，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们透过《现代文学》有系统地将现代主义文化内涵引介给那个滞闷而封闭的台湾。彼时，一群文友作家常在“明星”谈论“存在主义”──这个风靡全球的思想，承认世界是虚无的，而生命的意义要靠自己去创造，但是，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这个积极主张却很难被实践，文青们只能汲取其虚无部分。

刘大任在《浮游群落》即描绘了虚无的时代氛围：“每天不到傍晚，还是有一批头发留得老长老长，眼泡因为睡眠过多而肿胀着的年轻知识分子，老大不愿地爬上楼来，在负责收帐兼换唱片的柜台小姐处要一张点唱单，填上他钟爱的乐曲，慢吞吞的找一个角落坐下，等他的贝多芬或萧邦一同来谋杀这一晚的生命。”

“于是乎，不少表达人存在于世的焦灼感、虚无感与荒谬感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后来被称为失根放逐的文学，一些本土化的论述也将“咖啡馆里的谈论”等同于“无用的清谈”，斥之为逃避现实。”

然而，并非所有在咖啡馆文人作家都会如此，例如黄春明就在“明星”写下许多现实感极为浓烈的小说。1966年创刊的《文学季刊》，也批判了1960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游离现实。陈映真曾写道，这本具有本土意识的刊物，其编务就在“明星”：

大约由于“明星”距离印刷厂近、交通方便，加上咖啡馆中安装着一个公共电话，“明星”不期竟成了《文学季刊》文学青年相聚的场所。我们在“明星”编杂志、组稿、约稿。有时候，也在“明星”写稿，议论著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我们在“明星”等待印刷厂的清样，自己或者相互校对。杂志上了机械印刷，“明星”也成了连络中心。杂志印出来了，有人赶着从印刷厂送几本“刚刚出炉”、油墨味犹浓的新杂志，爱不释手的翻阅，读着自己或者别的同仁的作品。事实上，“明星”成了《文学季刊》的办公室、编辑部和会客室。

唯有咖啡馆里，才能展现豪情万丈的自己

《文学季刊》驻店，外加周梦蝶诗摊，“明星”因此吸引更多文艺青年来朝圣。然而，一群具有思考能力的作家文人长期聚集在此，无论是编辑《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刊物，或是埋首写作，议论文艺，这样的景况摆放在当时戒严的社会情境中，难免会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报纸曾记载一段黄春明转述的话：“文人聚集多到出了名，自然就吸引警备总部派人来驻店，咖啡屋常见一双眼睛老是瞟来瞟去的男人。”突显当时思想言论仍受钳制，整个社会仍是滞郁晦闷。

1968年，“文艺沙龙”的倡议者朱桥自杀身亡，享年39岁，震惊艺文界。而文星书店挡不住政治高层压力，也在这年正式走入历史。回归现实路线的《文学季刊》，其实早引起政府单位的注意，陈映真就在1968 这年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文学季刊》另外两位同仁。

此外，黄春明被抓去审问一天，尉天骢的住处则遭到盘查，这个事件即为“文学季刊事件”：

那时候，台北除了明星外，还有三个文艺界朋友经常爱去的地方，那就是野人咖啡馆、文艺沙龙咖啡馆和作家咖啡屋。为了表明自己没事，那些日子我经常三个地方轮流去坐，有一天在作家咖啡屋遇到林海音大姐，她竟然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这次进去受惊了吧！”我说我没有被带进去，她一点都不相信，几经解释，她才知道我是真的没事。……那一段日子，除了空气紧张外，谣言也满天飞；有一位诗人前几天还在野人咖啡馆和陈映真大攀交情，这时却说：“这批家伙早就有问题了，像陈映真已经内定好是台独的内政部长……”。有的传言：陈映真他们与莫斯科有联系。一时我感觉到台湾忽然出现很多会编故事的高手。

尉天骢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文坛仍是风声鹤唳，各种谣言遂在文人的恐惧中逐渐壮大。而咖啡馆文人试图让文艺回归现实的理想火焰，也在官方的打压下慢慢熄灭了。无怪乎廖仁义曾指出台湾知识分子的实践始终在原地踏步：

1960年代在咖啡屋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不是远走异国的，便是锒铛入狱，再不就是在为稻粱谋的路上沉默了；而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目前虽不敢说必然重蹈覆辙，可是，在咖啡屋里高谈阔论的豪情却和自己的父兄一代如出一辙。

咖啡馆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空间，同时是传递西方文艺思潮的园地。在威权统治时代，文人以西方文艺作为逃避现实的出口，也使咖啡馆成为文人消极抵抗官方文艺的文化场域。1960年代末期，咖啡馆里的文人试图让文艺回归现实，然而没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的权利，台北文人咖啡馆也就没有足以发展为哈伯玛斯所谓“公共领域”的条件。因此，受困在思想的围城里，文青们也只能窝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或许正如廖仁义所说，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咖啡馆？那是因为唯有咖啡馆里，才能展现豪情万丈的自己。

来源：新活水 作者：吴美枝 原标题：《咖啡 浮游 存在：台北文青在咖啡馆的觉醒与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