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英国人，但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长大的，所以当我到英格兰上大学时，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人类物种：铁杆球迷。这些青少年的主要身份认同是他们各自支持的足球俱乐部。我在公共休息室里目睹过这样的对话：

穿着曼联(Manchester United)球衣的学生：“这个赛季我们太棒了。”

穿马刺(Spurs)球衣的学生：“不，你们很烂。”

穿着水晶宫(Crystal Palace)球衣的学生：“他说得对，史蒂夫。你们很烂。”

他们并不是在谴责史蒂夫的人格。他们是在谈论他的足球俱乐部。不过，他们认为这两件事本质上是一样的。史蒂夫就是曼联。上述热刺球迷曾告诉我，当他的球队赢得足总杯(FA Cup)时，他走进公共休息室时收到了所有人的祝贺，就好像他亲自举起了奖杯。

后来在英国，我看到人们用对方支持的俱乐部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喂，切尔西。”以球迷为身份认同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在荷兰，也就是我爱上这项运动的地方，足球爱好者会问对方：“你为谁效力？”，意思是你参加了当地哪一支业余球队。在英国，我遇到过的一些死忠球迷一辈子几乎没踢过球。

结束了三个月停赛后再次重启的英超联赛(Premier League)令人觉得不完整，因为没有球迷的参与。英格兰球迷历来将自己视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上周三，在空无一人的球场进行的曼城(Manchester City)对阿森纳(Arsenal)的比赛让人觉得不对劲。球门后的“球迷视频墙”可以显示16名在家观看比赛的球迷，但是很说明问题的是，曼城有段时间只显示了13个画面，留下3个空白屏幕。英国150年的球迷文化习俗被暂时打破了，比赛和球迷都因此蒙受了损失。

球迷身份往往被人不屑一顾，被认为是一种业余爱好、精神鸦片、或者是愚蠢的逃避现实。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其意义超过这些，它是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是帮助一个人度过人生的精神支柱。而英格兰风格的球迷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它已蔓延全球。足球是怎么变得这么重要的？

1800年时，曼彻斯特还是一个只有7万居民的宁静小镇。不久之后这里开始挤满了人，他们是地球上第一批经历工业变革的人，把自己出生的村庄换成一个疾病肆虐、社会原子化的工业城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就在这里经营他父亲的工厂。这个地方是如此野蛮，以至于它激发了共产主义。

1878年，一个名为“纽顿希斯LYR”(Newton Heath LYR)的足球俱乐部在曼彻斯特新建的铁路线附近成立。其球员在兰开郡和约克郡铁路公司(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Railway Company)的纽顿希斯铁路车辆厂工作。这些球员穿着工作鞋与工友们组成的其他球队比赛。

1902年，125万居民的曼彻斯特成为欧洲第六大城市，“纽顿希斯LYR”更名为“曼彻斯特联”(Manchester United)。许多背井离乡的移民通过支持该俱乐部找到了一种新的社区感觉。你是谁，一个迷失在曼彻斯特的爱尔兰农民？你“是”曼联。球场取代了教区教堂。

在整个工业化的英国，移民们纷纷从足球俱乐部找到精神慰藉。到1892年，28家英格兰职业俱乐部全都来自英格兰北部或中部地区。那时，足球和橄榄球联盟一样，是北方的运动。直到1931年，阿森纳才成为第一支获冠的英格兰南方球队。

工业革命的遗产仍然在塑造着英格兰的球迷文化。如今，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大曼彻斯特郡(Greater Manchester)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人口加起来不到550万，占英格兰人口略高于10%。尽管如此，前五大球队中的三支——利物浦、曼城和曼联——来自这个地区。曼联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气最高的俱乐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曼彻斯特是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相反，在从未工业化的地区，如英格兰西南部、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林肯郡(Lincolnshire )或伦敦以南地区，几乎没有职业俱乐部。

当今几乎所有领先的欧洲足球城市都是有着工业历史的地方城市：利物浦、曼彻斯特、巴塞罗那、都灵、慕尼黑和米兰。马德里作为一个首都是个例外。即使是曾经的工业城市诺丁汉赢得的欧洲杯(European Cup)——2次——也比伦敦、巴黎、罗马、柏林、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加起来——1次——更多。工业城市的流动性最大，固化的等级制度最少，人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最薄弱。在这样的地方，有许多情感空白需要填补。

今天，社会原子化再次成为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越来越少的人居住在自己出生的城镇，属于某个教会或工会，或者在一个工作场所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独居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许多人与一家足球俱乐部——或至少是与那家具乐部的其他球迷——结成主要的感情纽带。（俱乐部本身传统上是看不起球迷的，尽管近年开始对球迷作为消费者感兴趣了。）

球迷身份帮助人们表述自己是谁。我在大学时的朋友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是一个自卑的十几岁男孩，那么亮出“托特纳姆热刺”(Tottenham)的球迷身份认同要好得多，这样你就与这支球队里的“阿尔法男性”对齐了。球迷身份仍然是男性身份认同的一个最受青睐的来源：看看公然由男性组成的“民主足球小子联盟”(Democratic Football Lads Alliance)，里面有许多流氓。最近的一个周末，这帮人在伦敦强悍“守卫”了一尊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雕像。

球迷身份也给了粉丝一个现成的交谈话题。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在他的经典球迷回忆录《极度狂热》(Fever Pitch)中写道：“我在大学里最容易结交的首批朋友就是球迷；在新公司第一天的午餐时间仔细查看报纸最后一页的体育版面，通常会引起某种反应。当然，我知道男人的这个奇妙工具的缺点：他们变得压抑，他们搞砸了与女性的关系，他们的聊天琐碎且粗鲁，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他们无法与自己的孩子建立情感纽带，他们会在孤独和悲惨的境况下死去。但是，你知道吗？管他呢！”

人生已经够艰难的了。球迷身份认同提供了这么多的心理补偿——谢天谢地，如今女性也能获得这种补偿。人们变老、离婚、搬家、死去，但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一辈子唯一不变的常数是你的俱乐部，它的球衣仍是同样的颜色，甚至可能在同样的主场，就跟你8岁时一样。成为球迷群体中的一员只有一个要求：知道该抱怨什么。在比赛日，你再次成为一个没有责任的8岁孩子：那些球员和教练才有责任踢一场好球。

而在体育场或酒吧里观看比赛，是一种不用说话就可以与你爱的人分享的仪式。阿森纳给了霍恩比一种与离婚后的父亲相聚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想说话的时候再开口，足球给我们提供了聊天内容。”

足球的幻想世界可以暂时抹去甚至相当紧迫的个人问题。二战期间，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弗里茨•沃尔特(Fritz Walter)是一名德国士兵。有一次，在意大利的一艘德军舰船上，他被水手们团团围住。他后来回忆道：“对他们来说，我代表了那些似乎永远消失了的概念：和平、家庭、体育……”他很可能太谦虚而没有说出口，但在那个时刻，他还代表着美和伟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有太多美和伟大的感受，但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莱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的球技，就会产生那样的感受。

到目前为止，我说的都是一辈子只支持一个俱乐部的球迷。他们是那些让体育场充满喧嚣声的人。足球场馆编年史家西蒙•英格利斯(Simon Inglis)表示，英国球场的氛围要归功于便宜。他的格言是：“首先是俱乐部主席在扶轮社(Rotary Club)的建筑商朋友能够以低价拿出的随便什么设计方案，其次才谈得上形状。”

为了节省空间，英国球场的看台从比赛场地边缘开始陡峭攀升。以前的球场没有田径跑道，因为田径运动赚不了钱。于是球迷们围着球场挤得水泄不通。低矮、廉价的顶棚放大了他们的喧嚣声。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其建筑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了北京奥运场馆“鸟巢”(Birds Nest)和慕尼黑的安联体育场(Allianz Arena)——告诉我，英格兰球场的亲切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莎士比亚剧院很可能甚至是英格兰足球场的一个样板。”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之前，没有球迷的英格兰足球是不堪设想的。

一辈子支持一个俱乐部的球迷们主导了关于球迷文化的话题。这也难怪，因为他们说话声最大，而且他们有许多关于根源、爱和冲突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也是足球运动最有价值的顾客，所以俱乐部和媒体会聆听他们的意见。

然而，一辈子只支持一个俱乐部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常见的是电视球迷。市场研究机构Kantar Media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36%的英国人自称为球迷，这相当于2000多万人口。但在新冠大流行前一般的两周期间（其间每支英格兰和苏格兰职业俱乐部都应该在主场踢过一场），只有大约180万人到场观看一场比赛。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英国球迷很少或从不进入球场。绝大多数球迷长期以来都是虚拟的——你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他们应该处于不错的地位，能够安然度过这场疫情。

许多球迷偶尔到球场观看比赛。在我们合写的《足球经济学》(Soccernomics)一书中，体育经济学家斯特凡•希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和我展示了足球观众的不断变化。举个随机的例子，如果雷丁(Reading)在一个赛季主场迎战普雷斯顿(Preston)，下一个赛季又再次碰面，那么第二次比赛时球场里大约有一半的现场观众会是不同的人。

有句老话说，你可以改变你的工作、你的配偶，甚至你的性别，但永远不会改变你支持的足球队。从坊间证据看，这并不符合事实。许多球迷确实改变了。他们可能在8岁时钟情于一支球队，但到了28岁或88岁，他们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

球迷身份认同通常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我仍有联系的大学好友现在都有了工作、房贷、孩子，也有了新的身份认同。他们中没有人还像18岁时那样倾心于自己支持的俱乐部。一些球迷甚至彻底放弃了足球。还有一些人改变了支持对象，因为他们搬到了一个新的城镇，开始追随他们的孩子支持的球队，或者爱上了别处更高水平的足球队。英格兰的职业俱乐部分布如此密集——曼彻斯特周边90英里内就有43家——以至于很多人不用搬家就可以找到一支新的本地球队去支持。

这就把话题带到了足球的肮脏秘密：许多球迷支持多支球队。如果你住在普利茅斯，你可能会支持普利茅斯、切尔西和巴塞罗那，还喜欢另外六个俱乐部，即便如果有一天普利茅斯去温布利比赛，你去现场看球时会打扮得像个“终身普利茅斯球迷”。事实上，虽然人们通常将足球球迷身份认同比作理想化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但更好的类比是音乐迷。人们会同时喜欢披头士(Beatles)、治疗乐队(The Cure)或小妖精乐队(Pixies)，但他们通常会追随不止一个乐队。当他们的偶像光环黯淡后，他们会转移迷恋对象。

我自己的球迷身份认同也淡化了，主要是因为几十年的足球写作让我与这项运动的距离太近了。我窥视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我没看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只是意识到：我采访过的球员和教练没有将他们的俱乐部当作神奇的存在，而只是视其为雇主。足球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他们也许热爱这份工作，但终究是一份工作。我在大学认识的曼联球迷史蒂夫现在在一家银行工作。他曾经告诉我，他相信在曼联效力多年的保罗•斯科尔斯(Paul Scholes)和瑞恩•吉格斯(Ryan Giggs)真爱曼联。我问他，他是否爱他的银行。显然不爱，他回答。嗯，斯科尔斯和吉格斯也不爱曼联。他们只是拥有快乐的劳资关系。

听听足球运动员的用词吧：他们称自己为从事足球“职业”的“专业人士”。对我来说，足球也变成了一份工作。2010年在约翰内斯堡，我坐在看台上看着我支持的球队——荷兰国家队——几乎赢得了世界杯决赛。但当安德雷斯•伊涅斯塔(Andrés Iniesta)在比赛还剩5分钟时为西班牙攻入制胜一球时，我松了一口气。那场比赛已进入加时赛，我已经过了提交比赛报道的截止时间，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们不断给我发电子邮件，问我什么时候能写，而我在知道谁会赢之前写不了。伊涅斯塔解决了我的问题。

2007年，时任阿根廷橄榄球队队长的奥古斯丁•皮乔特(Agustín Pichot)告诉我，他认为足球已变成一项“脆弱”的运动。他解释说：“足球已经成为一款漂亮的产品。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发型，穿着漂亮的球鞋，球场的草皮是那么绿。我对此表示赞赏。这是一种管理得很好的产品。”他说，问题在于球迷比球员更有激情：“球迷在90分钟里拼命呼喊，而球员可能以完全不在乎输赢的心态踢完一场球。”皮乔特认为，球迷们可能会幻想破灭。

嗯，他们还没有。全世界都在观看英超联赛的重启。几十年来，英格兰足球以其杀手级组合——传统（古老的俱乐部）、青春文化（那些发型）以及社区感（唱歌的球迷）——吸引着外国球迷。

出生于1947年的伟大的荷兰足球运动员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在2000年告诉我：“在我成长的年代，英格兰足球比其他一切都高出三栋房子……可以说，当我们甚至不知道足球是圆的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职业球员了。”克鲁伊夫是典型的“花心”球迷：他说他小时候钟情于利物浦、“曼彻斯特”（他指的是曼联）和阿森纳。

当年在共产党统治的阿尔巴尼亚，球迷们会躲在被窝里收听被禁止的BBC电台的足球广播。

足球的魔力在英国的前殖民地最为强烈。英语，以及大英帝国的传播网络——少年漫画，如《比利的球鞋》(Billy’s Boots)和《流浪者队的罗伊》(Roy of the Rovers)以及BBC——甚至把英国足球带到开普敦郊外贫穷的非白人棚户区。迈克•亚伯拉罕斯(Mike Abrahams)曾是开普敦的黑帮成员，后来成为一名活动人士。他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香克利(Shankly)，得名于利物浦传奇教练比尔•香克利(Bill Shankly)。“而这家伙还是一名活动人士！”亚伯拉罕喊道，“你会在周五晚上说英格兰是个婊子，然后在周六下午去体育酒吧看英格兰足球。”

我有一位朋友研究了泰国社会存在的深层社会分裂——利物浦球迷对曼联球迷——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渴望与某种“世界级”的东西建立精神纽带。你也许住在曼谷的棚屋里，你的孩子上着一所糟糕的学校，你永远无法摆脱这样的境遇，但你是利物浦球迷。

在詹姆斯•厄斯金(James Erskine)的系列纪录片《这就是足球》(This Is Football)中，被称为“卢旺达红队”(Rwandan Reds)的一群卢旺达利物浦球迷，每场比赛都会聚集在基加利一起观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该国1994年种族灭绝的孤儿。他们没有家庭，但他们有利物浦。19世纪90年代，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最初的支持者们在一个预期寿命只有38岁的城市寻找自己的港湾，他们会理解这种情结。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撰稿：西蒙•库柏 翻译：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