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美各地，任何一个街角的超市或杂货店，冷藏柜里装的主要都是能量饮料。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怪兽（Monster）、红牛、巨星能量提升饮料（Rockstar）、Amp以及NOS，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十种的能量饮料，像是Gazzu、HyDrive和Neurosonic。

能量饮料是新窜起的时髦商品。红牛直到一九九七年才首次在美国销售，当时其他牌子的能量饮甚至连配方都还未研发出来。看着架上的这些饮料，你会情不自禁地想问： 这些罐装、灌有二氧化碳气泡的咖啡因传递机制，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 但这么问可能会比较合适： 这些改变为何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要更了解能量饮料，我们需要回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一九〇九年，有个男人叫艾萨．坎德勒（Asa Candler），他是亚特兰大有力人士，拥有一家银行、塞满棉花的仓库和很多不动产，同时也对经营铁路很有兴趣。八年之内，他成为这个发展快速城市的市长。

坎德勒名下有一栋亚特兰大市内最高的建筑，那是一栋十七层楼高的坎德勒大楼，其阴影刚好可覆盖整条桃树街。这栋大楼建造时，坎德勒在基座上摆了瓶可口可乐。与可口可乐配方的研发者争取配方权利的二十年期间，坎德勒将这个新奇的在地商品，变成整个地区最大的金鸡母。

他每年贩售的饮品超过一百万加仑，也就是超过一千六百万份的饮料。在南部雄据一方后，坎德勒蓄势待发，准备征服全美国的饮料市场。他的梦想是进军全球。早在人们听闻能量饮料这个名词之前，坎德勒就已开始兜售几百万份加有些许咖啡因的含糖饮料。

坎德勒当时把可口可乐当成提神饮料卖，名字则取自最早配方里的两样兴奋物质：古柯（coca）以及来自非洲的含咖啡因果实可乐果（kola）。

一九〇九年有则诡异的广告，画面中一只吓人的大手从苏打水瀑布里伸出来招手示意。广告文案写着：“累了吗？ 过来享用一杯可口可乐吧！保证消除疲劳。” 当时，一瓶八盎斯的可口可乐含有八十一毫克的咖啡因。这样的剂量十分刚好，少于一杯普通咖啡所含的咖啡因，但又比一杯浓茶还多。约略高于一份SCAD。

和现今一罐十二盎司的可口可乐相比，当时所含的咖啡因比现在的两倍还多一些，差不多就是一罐八盎斯红牛饮料所含的咖啡因剂量。

换句话说，第一瓶的红牛饮料，其实就是可乐。

但在一九〇九年，坎德勒得亲上火线面对挑战。他的敌人非常难缠，此人就是哈维．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身为美国农业部化学局（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前身）同时也是州际纯食品委员会（Interstate Pure Food Commission）的主席，威利责任重大，得落实《纯食品与药物法》（Pure Food and Drugs Act）。

威利在一九〇二年成立试毒小组（Poison Squad），因而声名大噪。这个小组是由二十人所组成，其任务是吃下添加防腐剂的食物，包括硼砂、甲醛、硝酸钾等等。任务期间长达好几年，为的是了解防腐剂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记者戏称威利为“老硼砂”及“化学十字军”。试毒小组更激发民众的创意，写了首广为流传的小调：“下星期他就会给他们吃加了纽堡酱或其他酱料的樟脑丸。别担心，他们会撑过去的。”威利运用民众对试毒小组的注意力，于一九〇六年成功推动了《纯食品与药物法》。

威利警告美国人防腐剂有多危险后，坎德勒开始担心，因为威利的下一个目标是咖啡因。他表示咖啡因是一种会上瘾的添加物，不应当贩售给儿童。有趣的是，威利所指的并不包括他每天都要喝的咖啡，而是可口可乐的关键成分咖啡因。他认为可乐中并不包含其名称所示的两种成分――古柯和可乐――而是含有和鸦片及大麻同样具成瘾性的咖啡因。

两人的对决于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日揭开序幕，当时联邦干员们在田纳西州的东岭（East Ridge）等待乔治亚州的货运卡车前来。在卡车跨过州际线的同时，上头的货物就归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所管，也就是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

干员们扣押了车上的货物：四十大桶及二十小桶的可乐糖浆。可口可乐的总工厂在亚特兰大，这些糖浆由此运往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装瓶工厂。联邦政府依《纯食品与药物法》起诉可口可乐公司，缘由是饮料内掺杂有害成分：咖啡因。

《亚特兰大立宪报》（Atlanta Constitution）做了一则相关的小篇幅报导，但这个案子如同雪球般很快地越滚越大：

查塔努加市，田纳西，十月二十日电。美国地区检察官潘兰发表声明，将对可口可乐公司提出告诉。该公司从亚特兰大将一车车糖浆运往查塔努加的可口可乐装瓶工厂。根据声明所述，检方提出告诉的理由是，可口可乐里含有咖啡因，检方认为该物质有害健康。检方进一步指出，这些托运货物标示不实，饮料里并不未含古柯叶的活性成分，但联邦政府以为自己管控的是桶子上标示的物品。饮料含有的咖啡因不是从可乐果而来，而是从茶叶里粹取出来的。

美国政府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争霸战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奇闻轶事，更为接下来一世纪的咖啡因管制揭开序幕。

这个案子花了两年才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三月步上法庭。威利于一九一一年三月从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出发，前往查塔努加旁听法庭攻防。当时民众称为此事件为“联邦政府对抗四十大桶及二十小桶的可口可乐”，或简称“可口可乐大审判”。

情势一开始看来对威利不利。

他在雅致的金船饭店（Hotel Patten）登记入住，却在稍后发现饭店的老板卢顿（J. T. Lupton）居然是可口可乐于查塔努加的瓶装商。“我提议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开庭，我们在那有比较多专家可谘询。但检察官麦凯布却指示要将诉讼案移至查塔努加。可口可乐规模庞大的装瓶工厂就位在那里，舆论自然会导向该公司。”威利写道：“我到了那边，发现入住的饭店竟是可口可乐那帮人所有。”不消说，对被告最有利的地方当然是亚特兰大。

在经过一周的法庭攻诘后，联邦政府于三月二十一日停止诘问，检察官觉得已经对可口可乐公司提出有力的攻击。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威利这位政府最著名的食品专家却完全保持沉默。他坐在那观看了整场审判，觉得没有亲自研究咖啡因就上前作证，是很不恰当的行为。不久之后，他就会对这样的决定感到后悔。

陪审团听取了谢弗（Louis Schaefer）博士的证词。谢弗的公司位于纽泽西州湖林市，这家生物碱工厂负责生产可口可乐的关键成份“五号商品”（Merchandise No. 5）。根据证词，他使用的原料是磨成粉末的可乐果及去除古柯碱的古柯叶。其他证人则表示，饮料里的咖啡因取自从亚特兰大购买的咖啡及巧克力。

但大部分的证词都很可疑且偏袒某一方。查塔努加市的医师布朗（B. H. Brown）替可口可乐作证，评估可乐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亚特兰大立宪报》的报导：

布朗医师在法庭表示，他检验了一百名平均年龄二十四岁的男性，都是可乐的爱好者。结果显示，这些受试者都不曾因饮用可口可乐而受到影响。

有些证人的证词更是无专业可言。

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名专家维豪斯（R. C. Witthaus）博士出庭作证，表示咖啡因不是一种毒品。接着，检察官拿出一本维豪斯先前的著作，书中他不仅宣称咖啡因是种毒品，更详尽地举出十三个因过量使用咖啡因而致命的案例。

来自费城的药剂师伍德（Horatio Wood）也被检察官抓包，他曾撰文表示咖啡因有碍于肌肉发展，但在法庭上的证词却与过去大相迳庭。（这两个例子中，证人都辩称，自己著作中与证词相抵触的部分，都是从其他资料抄来的，因此检察官挑出的这些段落应该本来就错了。）

也因此，这场审判充满激情、不可靠的证据以及伪科学。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的法庭攻防会这样一点也不奇怪。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可口可乐公司在审判进入第三周时仍旧气势如虹，他们的律师此时才要拿出秘密武器。早在几个月前，律师团意外发现他们在抗辩时的弱点，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咖啡因研究都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可口可乐公司需要找到人愿意进行人体试验，以反驳威利的指控，证明可口可乐不会导致精神异常。动作要快。

几年前，研究员李弗斯（W. H. R. Rivers）进行了相关的人体试验，结论是咖啡因可减缓疲劳感，并增加工作的能力。可惜的是，受试者只有李弗斯本人以及另一位男子。

好几位有头有脸的精神科医师都婉拒了可口可乐公司的邀请，害怕会答应该企业的请求后，有损自己的名声。

此时，哈瑞．荷林沃斯（Harry Levi Hollingworth）接受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条件．当时他才刚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正在巴纳德学院任教。

时间是如此紧迫，荷林沃斯白天还有自己的工作要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协助他进行研究的，是他的夫人莉塔（Leta Hollingworth）以及一票助理。在短短四十天内，他们承租了一间曼哈顿公寓，召集了十六位受试者――除了偶尔、中等和频繁摄取咖啡因的人外，还有戒咖啡因的人――并完成了一连串精密的检查。研究人员在戒断、适当使用及重度使用咖啡因的情境下，评估受试者的认知功能、感知能力、以及运动的技巧。他们进行了单盲及双盲试验，并使用包含和不包含咖啡因的胶囊、安慰剂以及可口可乐糖浆。

在审判于查塔努加市开始不久，荷林沃斯就完成了这项研究，对自己缜密的研究成果信心满满，并于三月二十七日出庭作证。隔天，《查塔努加每日邮报》这么写道：

荷林沃斯博士的证词是这场早晨听证会的重头戏。他制作多张图表、搬出科学仪器以佐证自己的论点，也就是咖啡因不会导致次发性忧郁症。和其他的证词相较，他提出的证据在当下是最有趣且技术上最具说服力的，就连交叉诘问也无法撼动他做出的推论。

尽管战况看起来十分乐观，可口可乐的律师团还是不放心将赌注全押在陪审团上。在荷林沃斯作证的一周后，他们提出了驳回起诉的申请，并且声明他们加入产品中的咖啡因一直都是配方上的固定成分，若去除了咖啡因，可口可乐就再也不是可口可乐了。

法官艾德华．山弗（Edward Sanford）也同意可口可乐律师的申请。他在裁决里如此写到：

加入可口可乐饮料里的咖啡因，是常规且必要的成分。若没有咖啡因，变成无咖啡因饮料，该产品就会失去最必要的元素。而期待能从中获得咖啡因特殊效用的消费者们，就会无法获得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在此强调，咖啡因带来的提振精神是可乐最具特色的效果。

当然，这是可口可乐公司将咖啡因标示成调味剂之前的事了。

山弗法官更进一步地建议，可口可乐公司最好不要将咖啡因从产品中去除。

简单来说，没有咖啡因的可口可乐就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可口可乐了，看商标而购买的消费者也就无法从中得到预期的效果。此外，不含有咖啡因的可乐若流通市面，购买此商品的大众实际上就是被欺骗了。

可口可乐跟荷林沃斯打了场胜仗，但战火仍绵延不断。

《纯食品及药物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它不够明确（篇幅太短了，内容只占了六页）。美国国会在一九一二年考虑修订法案，使它更容易被解读或加入条文，像是将咖啡因列为会成瘾或有害的物质。

在众议院州际与对外贸易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e）的法案修订听证会上，威利回想起他所挂心的可口可乐。（他以一般民众的身分出席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前，他刚因一连串受争议、泛政治化以及一些私人因素被迫辞职。）

在听证会上，威利提到，他近期收到一封肯塔基州医师的来信，内容大多关于饮用可口可乐的习惯：

我实在不乐见这个饮料控制人们的生活。

罗伯森（O.C.Robertson）医师在写给威利的信中说到：

在行医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长期饮用可口可乐会产生慢性的消化问题，而这些病患都拒绝承认自己喝了太多可口可乐，甚至说谎。由此看来，他们跟吗啡成瘾的病患有类似的特征。

但国会议员汉米尔顿（Edward Hamilton）很快就打断威利的发言 ： “一般瓶装的可口可乐，其内含有的咖啡因并不会超过同容量咖啡所含有的咖啡因。同理，跟饮用咖啡的习惯相比，可口可乐还称不上是种成瘾药物，也绝不会被认为是成瘾药物。”

议会成员担心，若在法案修订时将咖啡因加入清单，意同视咖啡因为成瘾药物。因此，汉米尔顿提出显而易见的疑问：

我们要拿咖啡怎么办呢？ 我所拥有的相关知识很浅薄，好吧，几乎可说是一无所知。但不消说，咖啡像可口可乐一样四处可见，想必对人体多少也有所损害吧？

威利如此回应：

当然，您说的没错。但现实中我不会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是随餐饮用咖啡，但可乐这种药物则常常空腹直接灌进胃里。在许多情况下，咖啡因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知道要让孩子们远离咖啡跟茶，就我而言，也知道睡前不要喝咖啡。

威利越说越生气，甚至火冒三丈地发表激烈的言论：

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如此容易受到这糟糕的药物所控制？为什么你应该缓解疲惫的感觉，好让你可以工作到筋疲力竭？咖啡因让你无法察觉自己已经累了。疲惫是很自然的身体反应，告诉我们再不停下来就会有危险。铁路运输怎么维持安全，如果你勇往直前还将所有开关的警示器都关掉？这些都是危险的警示。到底什么是疲劳？疲劳是人体的自然反应，告诉我们已经做的够多了。你拿起一瓶可口可乐，上面贴的标签写着“消除疲劳”。这个饮料是如何消除你的疲劳呢？是提供你更多的能量或食物吗？不！――是移除疲劳的感觉，将我们对危险的感知直接删除。当你感到累的时候，该做的是休息，而不是喝可口可乐。

威利坚持该法案不可适用于咖啡或茶，因为在这些饮品中，咖啡因不是添加物，而是天然存在的成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态度坚定且诚恳，但又不失幽默感，甚至还取笑提供清淡咖啡的餐厅。

现场有人问，一瓶可口可乐含的咖啡因是否跟一杯咖啡一样，威利是如此回覆的：

容量一样时，一杯可口可乐跟一杯咖啡含的咖啡因剂量是同等的。虽然说咖啡里的咖啡因含量会有所变动。有些餐厅提供的咖啡，几乎没什么咖啡因在里头。哈哈！

可口可乐的代表律师赫许（Harold Hirsch）认为，这个议题不该由国会主导，毕竟案件仍在法庭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也就是应该回到“四十桶糖浆”事件本身。总结时，律师赫许代表可口可乐直接点名威利，说他在查塔努加的法庭上放弃出席作证的机会。

赫许接着说，这场审判让大家明白了几点：

至今所发现的科学证据都显示，咖啡因并非成瘾或有害的药物。查塔努加法庭上所引用的证据，显示许多关于可口可乐的夸张描述都不是真的。修订法案时，应将可口可乐与茶、咖啡归为同一类。

最终，咖啡因还是没被列为成瘾或有害的物质。

来源：摘自《无所不在的咖啡因》 作者：墨瑞·卡本特